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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全家合影)
这是邓小平一家1961年拍的全家福，那时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然而，13年后的1974年，当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时候，岁月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悲苦与伤痛。
(邓朴方照片)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访邓榕)
“因为当时他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的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残疾的，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经过几天的急诊室的(耽搁)，(他)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消失，一直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姑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访卓琳同期声)
“发配到江西嘛，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的。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他是北大的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就受不了了，就从窗子上跳下来，就骨折了。”
(访卓琳同期声)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他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躺下来，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
(访邓朴方同期声)
“他并不说什么，但是，你比如说，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很认真，我父亲他很认真的。不管大事小事，以前他做大事很认真，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地认真。那么这时候你就……当然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访邓榕同期声)
“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他跟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访邓林同期声)
“他对我们每一个姊妹的品德，对我们每一个姊妹的优点、缺点，他其实非常清楚。每一个人他有时候说一句话，那是挺中肯的。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呢，各方面条件不是太好，人又比较老实，所以我父亲可能担心我的婚姻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毛主席写过信。”
(访邓榕同期声)
“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因为我们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句话，就是“黑帮子弟”嘛。所以我们真是太“黑”了。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当时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应该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呢，我父亲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我们只是通了两封信，在朋友介绍下我们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就是也刚认识，谈不上定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这个女婿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是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用四川话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一拍腿，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访邓楠同期声)
“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所以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说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所以他对我们的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但是，他也不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这种方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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