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劲

　　“要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需要一场‘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是日前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博士在接受《南风窗》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想，所有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士都会为这段话鼓掌，因为，我们期待这样的声音已经太久、太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至于在新时期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的，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最终夺取政权；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起步，我们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当我们已经整体达到小康，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仅仅从政治道德的角度讲，我们也没有理由再束缚农民；当我们已经容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始进入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城市在考虑如何实现国际化的时候，仅仅从经济改革的协调、全面发展考虑，我们也没有理由再容忍“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落后”这样一个现实。

　　但眼下的情况却是，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中国在全世界也是城乡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来大的趋势。按照胡鞍钢博士提供的数据：“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实际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造成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现状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执行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民的户籍、就业以至社会负担上设置了诸多的障碍，这些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企图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里的这一系列制度，最终也成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据统计，2002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差距为3.1倍，若包括政府对城镇居民的暗补，实际差距更大。在公共服务差距方面，城里的教育经费投资是政府支出为主，农村是农民自己投入为主。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危房率分别高达8.1%和6.0%；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西部地区还有327个县没有普及9年义务教育，其中60多个县还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甚大。1980年农村床位数占全国总数约为40%，1995年下降为27.6%。农村医院床位仍维持不足80万张的水平，而乡村人口净增7000万人；全国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为20%，约有10亿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农村约有7868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1亿多人喝不上洁净水；近8%的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见12月1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

　　由于体制上的偏见，造成了农村的现实贫困，同时又加重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村、农民的歧视心理。民工享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遭受克扣盘剥被恶意欠薪达千亿之巨，此外，像云南农村的艾滋病人集体前往杭州、上海成立“艾滋病扒窃团伙”等等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歧视与极端反歧视恶性事件的恶果。尤其可怕的是，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于农民的歧视和偏见，又成了体制设计的根本动机和原则，从而成为一种制度安排。如果说偏好城市与工业符合“先富论”的原则，使我们更多的承受了泡沫繁荣，那么，在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原则下，就必须统筹、协调，我们不能无视数以亿记的同胞的贫困。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首次听到了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目标的声音，我们真心希望政府能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办法来推动对农民的解放；我们也同时期待着政府能继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出台更多的针对消除农民就业歧视、医疗歧视、社会保障歧视、税收歧视等等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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