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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秋，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这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北大，他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说《鸭的喜剧》，译著《桃色的云》等，都是他为这位远方友人留下的温暖而寂寞的纪念。1923年起，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次年七月，曾随团赴西安讲演，此行的目的，同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构思不无关系，但是，在观览了许多伪造的古迹之后，便把计划给打消了。在女高师，他做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其实对于他本人来说，也都不失为一个象征性的题目。自从在故纸和古碑中走出来，参与了《新青年》的战斗以后，无论形势如何变迁，也无论情绪如何消沉，已经不可能再度返回旧垒而只能过客般地一直向前；在思想上，毋宁说是更加激进了。

　　大学教职给鲁迅提供了与青年相接触的机会，有助于抛掷“身中的迟暮”，因为世上的青年并未完全衰老。在女高师期间，因为青年的推动，使他从此被放逐于知识者同行之外，以私人论战的形式，与权势者处于势不相立的位置之中。

　　在女高师改名为女师大之后不久，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接替的是刚刚留学回来的女教员杨荫榆。这位新校长十分保守，当学生欢迎孙中山来京时，即遭到她的禁止。白话文也是她所反对的，多次表示这一科目可以取消。在管理方面，是十足的家长制，广结羽翼，位置私人，藐视公意，一意孤行，尤其敌视不安分的文科学生以及学生团体，随时加以摧残。曾经有三位文预二年级学生因战事影响，未能到校，被她下令开除；而别系的学生，以同样的情况缺课，却可以保留学籍。为此，文科生群起要求学生自治会主持公道，给予援助。自治会进行交涉，杨荫榆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公然侮辱代表。于是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个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的决议，开展“驱羊运动”。

　　袁世凯死后，帝国列强分别培植地方军阀，为它们火中取栗。在不断的纷争中，各派军阀共同推出皖系头子段祺瑞，由他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统领国会总统及内阁总理的权力。广东革命政府与北京军事独裁政府正相对立，极力推行孙中山制订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1925年3月，正当革命进入高潮，孙中山病逝。整个北方变得特别黑暗。

　　“五七”国耻纪念日的当天，杨荫榆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试图以主持人的身份露面，重建校长权威。学生会成员闻讯后，随即加以抵制，并选派自己的代表主持会议，结果被拒绝了。她们临时商议决定：阻止杨荫榆进入会场，并由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等六人执行。大会开始时，当杨荫榆刚刚出现在大礼堂门口，许广平等立刻上前拦阻，一时嘘声四起；杨荫榆大怒，以致呼警察入校，强行压制学生。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是以校长主动撤离而告收场。

　　两天后，学校当局悍然宣布，许广平等六人煽动风潮，败坏学风，经评议会议决开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广平为“害马”，即由此而来。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的公开信，同时针锋相对宣布：校方关于开除的牌示“自归无效”!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在操场紧急集合，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杨荫榆闻讯后，立即逃往女师大附属学校。这时，大家一致推举总干事许广平为代表，拿封条封闭校长办公室；还派人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入校门。

　　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许广平认为，这时，最重要的是争取教员的支持。为此，学生会印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恳请本校教员维持校务函》，并派人分头谒见各级主任和职员，请他们出面主持正义。

　　一直留在壕堑里的鲁迅，是继续进行他的“散兵战”呢，还是带头加入集团的战斗?

　　3月间，有一个女学生写信给鲁迅，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她请教先生，问道：“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份?加糖是否即绝对不苦?”言辞十分恳切，希望先生能拯拔一个在痛苦中陷溺的灵魂。

　　这个学生不是别人，正是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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