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素红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曾经涌现出一批夫妻二人均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夫妇报人。笔者对此作了梳理、总结并简单分析。

　　最早的夫妇报人应该是梁启超和李蕙仙夫妇。梁启超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报刊宣传活动家，他以《时务报》为宣传阵地，发表《变法通义》等数十篇文章，鼓吹变法救亡。他的文章文笔畅达，感情充沛，

　　使该报历久不衰，梁启超也因为在该报上的宣传而轰动朝野，成为一代知名的报人。梁启超夫人李蕙仙是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身出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受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所鼓吹的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李蕙仙主张妇女解放，并参与办报，是我国早期的女报人之一。1898年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宣传变法，提倡女学、女权和妇女参政，并且其撰稿人和主编全部是女性，李蕙仙是《女学报》的主笔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夫妇报人有汪康年、禾青夫妇与刘师培、何震夫妇。汪康年于1896年任《时务报》经理，并在该报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等13篇文章。1898年5月5日与人合资创办《时务日报》(8月17日改名《中外日报》)，首创分版短栏排版，为报界效仿。1904年汪康年赴京任内阁中书，1907年3月28日，汪康年、禾青夫妇在北京创办《京报》，夫妇自任编辑，内容丰富，印刷精美，言论着重督责政府，在北京报界负敢言之名，同年8月，因卷入“丁未政潮”被清政府勒令停刊。刘师培、何震夫妇于1907年6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的《天义》报是清末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该报最初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讲习所”的机关刊物。该报的编辑兼发行署名刘师培之妻何震，实际由夫妇二人共同编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现的杰出夫妇报人是邵飘萍、汤修慧夫妇。邵飘萍是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家，1909年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开始为上海各报撰稿，1911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1914年在日留学期间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1915年回国，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担任主笔，1916年应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汤修慧与邵飘萍结婚后即协助丈夫从事办报活动。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汤修慧负责所有内勤编辑发稿事宜。1918年《京报》创刊，汤修慧负责该报的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业务。1926年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杀害，《京报》被迫停刊。汤修慧继承夫志，于两年后恢复《京报》出版，1928—1937年十年间，汤修慧艰苦支撑邵飘萍的遗业，耗尽心血。她以社长兼总经理名义主持后期《京报》工作，其努力的精神不亚于从前。在编辑上实行“精编主义”，不事囫囵；印刷排版精美冠华北；社评也极具眼光。当时平津各报，除了《大公报》外，《京报》当居第一把交椅。汤修慧还经常亲临第一线从事新闻采访活动，1929年冯玉祥与阎锡山两派军阀在山西交火，她亲赴山西太原采访，并委托《大公报》记者徐铸成给《京报》发新闻电报。“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停刊《京报》，并抛弃全部资财，只身逃出被敌人包围的北平，辗转于后方各省，仍然关心当地的新闻事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杰出夫妇报人有《新民报》的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大公报》的彭子冈、徐盈夫妇。陈铭德1929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邓季惺1933年与陈铭德结为伉俪之后，为《新民报》的壮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使该报发展为5个分社，出版日、晚刊8版，成了旧中国4大报系之一。1935年邓季惺在做律师期间负责《新民报》的“法律问答”栏目，1937年任《新民报》副经理，抗战期间，《新民报》内迁重庆，邓任经理，1943年《新民报》成都版创刊，她任成都版经理，抗战胜利后，兼任南京、上海两地《新民报》经理，1949年到1952年任北京《新民报》经理。她与《新民报》的发展休戚与共，以自己的远见、果断、精明、强干使《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最后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间报系。后人称赞她有“法律家的眼光，理财家的手腕，报人的见识，还有一种女人才有的坚韧持久的工作耐力和一般女人没有的遇事果断的魄力”。邓季惺有一套独特的报业经营管理之道。她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她以企业家的远见为《新民报》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她主张的利义兼顾，见义忘利成了《新民报》在困境中发展、壮大的依靠，她的踏实苦干、敏锐灵活是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迅速复刊与创刊，发展成为有五社八版的民间大报的关键。邓季惺为《新民报》在抗战胜利后的发展立下了奇功，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她本人的能力与作为在当时属凤毛麟角，这种情况在今天也不多见。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董显光称赞邓季惺“多年以来，能够踏踏实实，肩负重担，没有怯懦，没有衰退，这不仅在中国新闻界是少有的，在中国妇女中也是少有的人物”!高度称赞邓季惺对《新民报》的崛起所作的不可抹杀的贡献。

　　徐盈和彭子冈夫妇被称为《大公报》的“双子星座”，他们二人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盈1936年到上海《大公报》工作。抗战期间，徐盈曾赴西北战场采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彭子冈1936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后，进入新闻界，任上海《妇女生活》记者，不久转入《大公报》，成为抗战时期新闻界最活跃的记者之一。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期，彭子冈奔波活动于山城重庆的各种政治势力间，以尖锐泼辣的文笔，采写了大量的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以毛泽东在机场受欢迎的场面向全国报告了这个“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喜讯”。国民党反动宣传总是把中共领导人描绘得野蛮横暴如洪水猛兽，彭子冈的特写显示了毛泽东伟大而质朴、亲切而平易的风格。她采写的反映陪都重庆黑暗、抨击时弊的报道，也是一针见血，讽喻巧妙。例如，她写的“洋狗飞机事件”与浦熙修写的“孔夫人爱犬飞渝”反映国民党的腐败、荒唐，轰动全国。

　　上述几对夫妇报人共同点在于：夫妇二人互相协助，互为影响。如果说在维新时期的梁启超夫妇是梁启超影响了李蕙仙，她参与《女学报》的编辑与梁启超的帮助有很大关系，那么，到了后期夫妇二人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妇女受到的束缚日益减少，妇女接受教育的程度日益提高，妇女的才华逐步得到发挥，女记者的职业独立性增强，夫妇二人在新闻事业中的关系也逐渐趋于平等。只有平等，才能真正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事业上有大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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