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天纲

　　●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这里已经是东方大埠。

　　●徐家汇陆续建造了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大中小学……到处弥漫着欧洲文化的氛围。这在中国和亚洲还找不到第二处……

静安寺路上建立的跑马厅

　　十六铺：开埠前的大埠

　　西方人说，是他们把上海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一个大都市。这话不是事实。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乾隆年间的上海十六铺，已经是中国和东亚的最大码头。也就是说，十六铺在上海向西方国家开埠前，已经是东方大埠。

　　中国传统的城市，沿街设铺。旧上海县把城厢内外的街市商业地带规划为“念七铺”，一共27个市铺。看同治《上海县志》，清朝初年东城最繁华的姚家弄一带为“头铺”。向东隔壁，靠大东门里一带是“十五铺”。出东门，至黄浦，北起小东门大街，南到董家渡大街就是“十六铺”。十六铺的面积范围比头铺大出十几倍，可见划定之时，城外十六铺地旷人稀，商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三百年前，这里称“城厢外”，在城墙的外面，是上海的东郊。清初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沿海运输和贸易的中心。四方来货，那时所谓的“洋货”是来自东西南北四洋，非特指“西洋货”。

　　“以港兴市”，十六铺的码头和街市联为一体。据《嘉庆上海县志》上海县城街道图：东门外，沿黄浦，有“会馆码头”、“竹行码头”、“大码头”、“新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码头”，从城北一直沿到城南。码头的西面，至城墙下，按行业分出了一条条细小的专业街市。大东门外南北向有“内篾竹街”、“外篾竹街”，曾经是竹木器专业街；“豆市街”专做米豆杂粮等北货；“花衣街”做棉布、棉花生意。此外还有“洋行街”做的是广货、南货生意。“咸瓜街”后来发展成桐油、药材等南北货生意。明清以前，上海城墙里的街道，是江南县级城市的传统工商业格局。当十六铺兴起以后，全国和东亚地区的货流经这里中转，城墙东门外面出现的商业区域承担了全国的商品大流通。冲出“围城”的上海商业，在十六铺地区形成繁华，这里听得到广东、福建、宁波、山东各地方言，甚至外国语。

　　当大量的宁波人、南京人、福建人、广东人，以及松江府各县的商人进入上海之后，十六铺的社会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开埠之后，各地区的商人各执一业之外，还有各色人等的百样营生。潮州人买卖鸦片，福建人引进花会赌博，苏州、扬州人搬来妓院。公开的烟、赌、娼之外，还有地下的清、洪帮会，帮会内部还有各个地区、行业的码头、山头。这里成了上海最复杂的地区。如果说“十里洋场”是外国人的“冒险家乐园”，十六铺就是中国人的“创业者天堂”。上海帮会中最显赫的人物杜月笙，就是在十六铺船上船下卖水果出身。

　　十六铺的各地商人有不同职业。山东人做杂粮、生茧；徽州人做竹、茶、墨、纸；江西人做瓷、布、药；无锡人做铁工、棉织、丝织；绍兴人做酒，开钱庄；杭州人做绸缎；宁波人做煤、钱、鱼、药等；福建人做米、糖、木、漆器和烟土：广东人做烟土、杂货，也做买办，等等。

　　帮会控制的是地下黑社会，而同乡、同业会馆则是维持社会一般秩序的权威。

　　徐家汇：上海的“拉丁区”

　　通黄浦江的肇家浜，通吴淞江的法华泾，在漕河泾附近交汇。漕河泾经过上海县的七宝镇、青浦县的朱家角镇，从淀山湖港叉进入京杭大运河。三条河道在此交汇，地势非常重要。交汇点原来无名，因为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别业，徐氏有家人在这里边种地，边看顾徐光启的坟墓，所以人称这里是“徐家汇”。

　　从鸦片战争后徐家汇地区开辟教堂开始，一百年里，此处陆续建造成一整套宗教文化设施。教堂、修道院、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大中小学，一应俱全。它们作为法国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总部，弥漫着欧洲文化的氛围。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和亚洲都没有第二处。

　　当徐家汇开始建设的时候，它还不是上海城市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和江湾、真如、川沙的农民一样，都把去上海市区说成是“到上海去”。直到20年后，才因为和“太平军”打仗的关系，从上海租界里开了两条“徐家汇路”(当时称“军路”，即后来的“华山路”和“徐家汇路”)，把徐家汇和上海市区连接了起来。

　　上海原来农业发达，开埠后工商业、房地产急剧发展，天主教上海教区因为占据了成片的土地，靠租金成了远东和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的教区。上海天主教“老教友”有几百年的奉献传统。史料记载，建造徐家汇大教堂的时候，大户人家出资买材料，贫寒教徒就到工地上帮助磨砖。在徐家汇周围中国本地的田宅中，天主教建筑密布，兀自成为一座独立的城市。

　　同样是宗教建筑群，徐家汇的肃穆与龙华的悠久辉煌有着异样的气氛；同样是西方文化，徐家汇的宁静致远又与租界的车马喧嚣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徐家汇直属法国巴黎耶稣会领导，来这里传教的大多是法国神父。徐家汇周围，很多学生在学习法国的音乐、舞蹈、绘画、体操，很多人以讲法语为高雅，神父们还都懂拉丁文。这种情景使徐家汇很像是上海的“拉丁区”，如同巴黎塞纳河右岸的教会文化中心“拉丁区”一样。

　　徐家汇的居民结构是两个极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和交通大学的教授，以及各个学校的学生，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一端，他们占人口的少数；另一端则是许多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逃难来上海的贫苦农民，低技能、低收入者在这里为数不少。在1950年的徐家汇区总人口中，有24376人处于“失业、无业和家务劳动”状态，失业率高达25%以上(当时棚户集中的普陀区是23%，杨树浦区是22%)。可见徐家汇也曾经是上海一个低收入的贫民生活区。

　　江湾：“大上海”的梦想

　　宝山民间流传这样的话：“金罗店，银南翔，铜大场，铁江湾。”开埠以后，江湾因为在宝山县的最南端，离租界最近，面对19世纪末上海租界的北上势头，首当其冲，很快被时代潮流带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江湾镇，弯弯的吴淞江在这里蜿蜒而过，因而得名。1872年，中国最早的铁路——淞沪铁路第一期工程的终点站设在这里，江湾镇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在中外报纸上频繁出现，遂为世人所知。那时候，黄浦江吃水浅，吴淞口有内外沙堵住江面，千吨以上的大轮船难以进入外滩。有些广东商人把鸦片和其他走私货物从吴淞驳下后，运到江湾储藏，伺机进入租界销售，江湾成了走私者的摆渡站。同时，也有租界的商人到江湾来养奶牛、种蔬菜、开仓库。就这样，连通虹口和吴淞的江湾镇，在上海附近的村镇中较早地发达起来。

　　有一个中国商人，看见上海人参加泥城桥头的跑马场的赛马会，举市若狂，西人大赚其钱。当时租界华人只能买票参赌，不能与西侨同等使用马场里面的运动场地。他不甘心让中国同胞的钱博洋人的彩，肥洋人的马，决定自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跑马总会，便在江湾镇附近建造了一个专门让华人赛马的跑马场，于是江湾在那一代好赌马的上海人中间家喻户晓。这个中国商人，就是上海滩早期宁波籍巨商叶澄衷。他可说是江湾开发功臣中的第一人。

　　然而，上海北部的开发屡屡受挫，江湾的繁荣也随之几兴几废。第一次挫折是在1880年左右。淞沪铁路开通后，江湾应该借此交通枢纽的地位迅速发展起来，然而，铁路在中央和地方的保守势力中引起非议，一定要加以拆除。拆除后，江湾万众瞩目的地位，一下子消失了。第二次的挫折是在20世纪初年。眼看江湾在19世纪末将接着虹口、闸北的北上势头繁荣起来，忽因为成立了“浚浦局”，黄浦江航道被欧洲各国来的挖泥船打通，租界失去了“北上吴淞口”的冲动。

　　三十年过后，江湾遇到了更好的机会。1927年，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想要抓住上海这条中国的命脉，开发江湾，建设“大上海”，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二首都”(经济首都)。“大上海”的“市中心区域”并不在江湾旧镇的中心，它的中心设在江湾区的东部，靠近黄浦江的7000亩规划区内，后来称此为“江湾五角场”。

　　选择江湾，还因为这里“北邻吴淞，南接租界，东近黄浦，交通便利”；在农田中新建楼舍，没有大量的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负担。上海充满游资，市政开发的资金相当充裕，不需中央拨款。经过贷款，发行公债，土地、住房出售，“大上海”筹集到不少资金，在20世纪30年代初，江湾五角场的庞大市政体系已初具轮廓。

　　江湾五角场的规划，是由美国规划专家和中国设计师一起制订的，比较科学和先进。如“五角场”，是五条马路形成的放射广场，它用三条马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分别接通杨浦、虹口和闸北；用两条马路：翔殷路、淞沪路通向“大上海”腹地。在五条放射主道之间，各有横向的马路加以联结，如同蜘蛛网一样，结成密度平均的中心道路网络。它不像——般的城市道路垂直平行分布，成“棋盘状”。广场联结的“蛛网状”社区，其好处是马路的分割比较细致，更多的房子可以临街，容易销售。

　　无法预料和不可抗拒的事件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于1932年爆发。淞宝一带至虹口、闸北，沦为战场，从吴淞的工厂、学校、码头，到闸北的工厂、车站、戏园、图书馆等，市北几乎所有的新式事业都受到日军战火的严重破坏。建设中的“大上海”被殃及，江湾繁荣又一次受挫。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后，中国政府继续建设“大上海”。几大市政项目，如“上海市政府新厦”、“江湾体育场”、“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都在这一时期落成。正当《中央日报》大肆吹嘘一个新的世界级大都市将在五角场兴起的时候，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爆发，市北又成了主战场。

　　总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日本人，一贯偏爱住在虹口、闸北、杨浦、江湾地区。八年中，他们一直企图把这一块日占区改造成“小东京”、“东洋乐园”。他们修复了“大上海”的南部地区五角场附近的旧建筑，还号召本土的民众来“大上海”享受洋场繁华。计划中要迁移56万日本人到江湾五角场。一时间，五角场到处是小灯笼、小酒铺，路上是脚着木屐、身穿和服的妇人。然而日本人根本没有建设“大上海”的雄心，他们只想霸占、掠夺。江湾的蓬勃青春，正是断送在日本军人的蹂躏之下。

　　摘自《人文上海》，李天纲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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