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历史解密：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外记者延安之行 第2页:历史解密：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外记者延安之行(2)

　　西安是一个警察城市，这个特点随处可见。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据说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时，我们发现，它所在的那条街道空地一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处不在，每一个敢于在那条自首上行走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我们是乘坐人力车去那里的，后而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尾随着我们。他们伪装得很可笑，原先没有戴帽子，由于我们经常往后瞧，他们戴上了宽沿帽。

　　尽管控制很很严，实际上仍然有空子可钻。国民党作出种种努力来孤立和隔绝八路军办事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在这个城市活动的情况竟然了如指掌。“你们昨天去传教士大厦，谈了些什么?”“听说你们向省长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等等。

　　西安这个反共堡垒看来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我们参加了专为我们安排的反共青年集会以后，那个措辞最激烈的主要发言人来到我们住处的房间，悄悄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听到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是胡说八道。”他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如果被人告密，会遭到严刑拷打，甚至还会掉脑袋。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叫陈忠经，他是地下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公开了身份，成为著名人物。在西安，他是胡宗南(他统帅的军队封锁着共产党地区)办公室的人。当时20来岁的熊向辉也是地下党员。他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许多要职，例如，新中国的驻英代办，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同基辛格的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导致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美中关系解冻。

　　在西安，国民党特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反共见证人，他是延安地区八路军的一个逃兵。这显然是真的，但他太老实了，以至对他的展示者没有什么用处。他说，他曾经三次试图逃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次被抓回去，只有第三次成功了。为什么他如此急于逃走呢?作为一个士兵，他希望打仗，但是，却让他劳动。他指的是，延安地区的军队垦荒种地，以满足部队、干部和学生的需要。他被抓回去后，关禁闭没有?挨打没有?他说没有。他抱怨说：“但我受批评了!”他并没有证实国民党关于中国红军如何残酷野蛮的说法。

　　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另一个失败，就是安排我们参加“劳动营”。据说，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这里接受温和的教育，以便改过自新。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十来岁或20来岁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在去延安的途中被抓的。他们的住处刚被粉刷一新。他们的回答显然是经过授意的。如果谁敢于发表不同的说法，那就要遭殃了。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仍然设法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幕后的情况。我们问他，在劳动通常待几年?他提供了标准的回答：“两年。”但是，当我问他，他自己在这里待了几年时，他小声说：“四年。”

　　甚至在外国记者中间，包括保守的沃陶，对此也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在这里所产生的怀疑后来在延安得到了证实。

　　沿着重庆当局安排的路线，我们还要在国民党的地区盘桓几天，才能最后进入延安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继续向我们灌输一些他们的看法。

　　在陕南的大荔，欢迎我们的代表团据说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照例一致赞扬当地的形势，并谴责共产党。一个穿着贵重的丝绸马褂的“农民”代表引起了我们怀疑。他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用他的手杖演示，他在田地里是如何锄头的。

　　随后，为了说明国民党是怎样挡住日军的，我们被带到黄河边的潼关，对岸就是日本侵略军，双方有时近距离互相打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将领胡宗南。他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对延安实施封锁。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瘦削，神经质，似乎在模仿拿破仑孤形象。他只谈到潼关是抗日前线。

　　在当地他的总部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蒋纬国(蒋介石的小儿子)为我们敬酒。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为了维护形象的趣事。老蒋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下令他的军官不准喝酒。因此，当我们的报道送交重庆的新闻检查官审查时，不允许提到老蒋的儿子喝酒事一事。重庆的检查官同邱茉莉争来争去，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才算通过。改动以后的文字是：“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国民党就算保全了面子。

　　(摘自《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邮编：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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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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