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打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没有约她出去，我只想等到进入国家队后才开始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不能就说：“好。”我从不可能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快，像这样：

　　“跟我出去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能说你错，因为只有你知道。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第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关于奥运会，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因为悉尼奥运是我的第一次，我拿了很多队徽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约200个代表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然后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去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坐落在浦东的上海最高建筑的顶层上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的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天，然后去了酒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结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是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体育医生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了一切。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说“不”。

　　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缝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六英尺九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和她争为妙。

　　摘自《我的世界我的梦》，长江文艺出版社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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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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