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克

　　《三上桃峰》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六个年头了，我—直保持缄默，许多同志都想听听我这个“炮制者”的声音，我也有责任澄清社会上一些误传。

　　“四人帮”制造的这起“政治事件”其背景及内幕复杂，事件牵连的人也多，不是我

们这等人能够知根知底了解清楚的，只能仅将我所经过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1966年春，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一匹马》改编，讲“四清”时河北省抚宁县某大队，卖了—匹病马，支书知道后将病马赎回，并用好马支援友队春耕。这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真人真事。剧团据此情节编演了一出山西梆子现代戏，初稿名叫《—代新风》。开始时，是由许石青和张正申执笔，初演后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戏剧工作，曾在剧本创作中提过些修改意见，后来又派省里戏剧创作干部杨孟衡参加，由他们三个人共同修改剧本，改名为《三下桃园》，并在我主编的《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各地争相上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剧就停演了。到了1973年，柳林县晋剧团将《三下桃园》再做修改，易名《三上桃峰》，加上了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仍由许石青执笔。

　　当时，山西省话剧团正下放到吕梁地区，话剧团的方彦等同志也参加了修改。该剧在各地演出时，我正被结合到山西省文化局革委会，还是分管戏剧工作，就将剧团调到太原来演出，也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好评。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观众只能看几个“样板戏”，忽然有了新剧目，大家感到新鲜。这时，正赶上中央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华北地区戏剧调演，再加上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三上桃峰》拍成电影，选中了山西省晋剧院这批演员，经研究决定将此剧拿回省里修改，准备代表山西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调演，同时拍成电影。

　　开始时，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许石青与杨孟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这时修改，我提出将《三上桃峰》的时代背景从“四清”农业学大寨，提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作者和剧团有些同志都认为在山西删去农业学大寨不妥，我坚持认为故事发生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年代，更能体现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其实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并非“初澜”文章中所讲的改年代背景是别有用心的）。这样修改演出后，接受同行与各界审查，在政治上没提出任何意见，省里领导审查也没提出异议。当时，中央文化组“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还派专人来太原审查过此剧，也认为很好，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内容方面的意见，并同意去北京参加调演。

　　1974年1月初由我率领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同志亲自赴京坐阵。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也受到了赞赏。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只是，坐在首长席上的“四人帮”在文化组的干将于会泳及其亲信，却无动于衷，始终铁青面孔铁青，大幕刚刚落下，一言不发就扭头走出剧场。当时，我心里咯噔打了一个问号，只觉得这帮家伙盛气凌人，架子太大，不尊重台上演职员的劳动，不上台接见可以理解，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气呼呼地走了，实在不近人情。谁料想，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大阴谋。

　　后来据有关知情人向我透露：这伙“四人帮”的干将回到调演总部西苑旅社，就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阴谋发动一场政治风暴。原来在揭批《三上桃峰》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已布置动员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据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处寻找所谓“反革命复辟”的具体事例作为突破口。因《三上桃峰》是根据《三下桃园》修改的戏，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曾是王光美同志蹲点搞“四清”的地方，推广过“桃园经验”。“四人帮”牵强附会地抓住“桃园”两字大做文章，硬跟王光美同志联系起来，大肆诬陷《三上桃峰》是给王光美树碑立传、为刘少奇翻案，认为这一下可抓住反革命复辟的典型事例了。

　　还据说，于会泳等看了《三上桃峰》彩排后，连夜给江青写了一份《关于晋剧〈三上桃峰〉情况的报告》，并组织了一个秘密调查组，赴抚宁县查清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2月1日，江青就拿着于会泳的报告指示说：“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月6日，于会泳等人急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1974年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楼小会议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芦梦和我参加。会上，“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声色俱厉地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芦梦和我立即回去向剧团全体人员宣布，传达中央文革的决定。并让我俩负责保证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并再三宣称责任不在下边，还声称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体进北京开会。当时，确实给我和芦梦同志当头一棒，芦梦同志患有高血压病，吓得头昏得支持不住了，我勉强地听着。会上，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

　　2月8日下午，于会泳等“四人帮”干将就召集了在北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参加华北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部分成员一百多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于会泳说：“这个戏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会后，还派人到山西代表团驻地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戏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完不了的！”并动员号召大家揭发。2月9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由中直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天，给《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状”。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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