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山西及至全国各地在初澜的文章煽动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热潮，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剧团（吕梁柳林晋剧团首当其冲）的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就连看过演出该剧的观众都要检讨，还有凡请过剧团演出该剧的经手人和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到处分。连我的子女和侄女都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十五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受到歧视、欺负。株连之广，
在全国各类政治事件中是罕见的。
就在我被隔离审查和接受轮流批斗的同时，又有一起事件发生了。1973年，曾在忻州地区文化部门工作过的赵云龙同志调到省创作室时，带来一篇他自己写的论文，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欠妥当”。当时，省里正在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他将已在忻州文化局打印好的论文，在会上散发，并要求在座谈会上讨论。我主持的座谈会，认为赵云龙的论点值得研讨，就向省委写了请示报告，当时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张平化书记书面批示：“作为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地展开理论争鸣”。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在一次有二十几位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同志参加的会上，用半天时间专门研讨了赵云龙的论文，赵云龙同志在会上也做了发言。会后，只作为学术理论问题研讨，没做任何处理。当时，在那极左年代，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不料，事隔多时，《三上桃峰》被定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大毒草时，“四人帮”认为赵云龙的这篇理论文章是《三上桃峰》的反革命理论基础。《三上桃峰》剧组回到太原，在我被隔离后，由省文化局革委会召集的一次专门批判赵云龙的批斗会上，有人引证“四人帮”无限上纲上线的话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江青的。”因为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说过：“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这样，赵云龙的论点就成为政治问题了。当时，赵云龙同志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赵云龙是《三上桃峰》政治事件中，由“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受害人。
“四人帮”垮台后，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美同志出现在屏幕上，心想：“王大姐，你都解放了，而我这个无意为你树碑立传和为刘少奇同志翻案的炮制者还在靠边挂着，没有平反呢！”于是，我便向原省委宣传部领导提出要求上北京去揭批“四人帮”。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去，你若去就是告省委。”后来，我只好于1978年初，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让我老伴力新秘密送到了北京，找到了当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说：“……给《三上桃峰》平反，在山西就有阻力。”他指的虽然不是给刘少奇翻案的戏，而有的领导却认为是反农业学大寨的。说起来，确实是我让作者将柳林晋剧团的《三上桃峰》剧中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修改成人民公社时代。我当时也不知道谢振华同志与陈永贵同志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我的申诉要求平反的报告中，还检讨了不表现农业学大寨，并非有意反大寨。后来，由贺敬之同志将该报告转交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1977年11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决定：在《三上桃峰》事件中受牵连的赵云龙同志是被“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迫害致死，给予平反，并举行了赵云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当时，中央文化部已经专门成立了审查“初澜”写作班子的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党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几天后，山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四千余人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还宣读了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纯属诬陷捏造，据后来查清的事实是：《一匹马》通讯所歌颂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和大刘庄两个大队发生的故事，与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大队毫无关系，就因为剧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园》，桃园是王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四人帮”就抓住桃园两字，栽赃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义的人们都蒙在鼓里，谁又能想到是一场大阴谋呢！
《三上桃峰》事件于1974年初，在北京被揭批，至1978年秋，党中央和山西省委给平反，近五年的时间。痛定思痛，但愿从坎坷的经历中悟出点有益的哲理，以史为鉴，我相信参与此事件的人们，大家都能从中吸取到教训。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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