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彪集团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这样的心理。他们所窃夺的文物，不仅有国家的，还有许多是在“文革”中抄家抄来，而后堆在国家文物库房里的。在“文革”中，他们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在他们眼里，既然“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抄了那些“黑帮”、“牛鬼蛇神”、“走资派”的家，得来了大批文玩、珍宝，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而我林彪、我陈伯达、我黄永胜……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拿点抄来的文物岂不是理所应当？这些文物本来就该归无产阶级所有嘛，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不拿谁拿？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喽罗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这伙人完全把文管处当成自家的了。
——我所收藏的这份材料所记的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肯定是不完全的。比如林彪、叶群曾从某文物仓库窃夺唐朝褚遂良的手书真迹及毛泽东手书的白居易《琵琶行》，在我收藏的材料中就没有记录。关于这件事，当事人官伟勋(时任帮助叶群学习的老师)曾在《我给叶群当老师》一文中这样披露：
不久，她(叶群)的兴趣又转移到文物上了。原来，“文革”期间抄了许多所谓“黑帮”、“牛鬼蛇神”的家，抄出许多贵重文物，胡乱堆在几个大库房里。康生对这些东西最有兴趣，康生拿，陈伯达也拿，叶群充风雅也要拿。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和另外两个同志的头上并命我牵头。我说我对文物一窍不通，她说没关系，有“老夫子”(陈伯达)帮忙，并让我改名冒充陈伯达处的人。
有一天，我一进屋，工作人员就拿出两个大轴字卷，悄悄告诉我这可是好东西。打开一看，一幅是毛主席手书白居易《琵琶行》，一幅是唐朝褚遂良的真迹。我问这件东西值多少钱？工作人员说，“都破四旧了，还有什么价？”我说“文革”前呢？他说：“总得上万吧！”他还告诉我，这些东西放在这里也可惜了，应当放在恒温室里才能免遭损坏。东西是拿回来了，但从此也引起我深深的不安。我认为不该拿这些东西，就把我的想法跟军委办公厅来的一位同志讲了。没几天，林办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帮助工作的同志谈话，说要修房子，地方不够住了，让我们先回原单位，今天上午就走。我说，把手头需要交待的交代完就走，上午来不及了，吃完午饭就走！
一直到过了“9·13”十几年后我遇到了林豆豆，才揭开我离开林办的谜———她告诉我，审查期间，空军政委高厚良曾叫她交代官伟勋为什么离开毛家湾的？她说，就是因为我流露了对叶群拿文物的不满，有人汇报了，叶群火了，才下令叫我立即离开的！(《中国社会导刊》2002年第3期，《作家文摘》2002年4月12日)
又如叶群还指使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得了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63函另510册等。(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82页)官伟勋的亲历记录和图肖书中的材料可以与我存有的材料相互印证，以见林彪集团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贪婪和疯狂。
应当感谢那位保留了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罪证的人。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顶住了林彪的秘书想要回窃夺文物的“购物底单”的行为———他说：“不行，应留下一份”，这才留下了物证，留下了统计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原始材料，我们今天也才能知道那一段差点被抹掉的罪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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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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