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诊病买药：表中所列诊病买药的次数仅指为鲁迅自己和海婴诊病买药的次数。鲁迅在上海生活期间，他自己和海婴都体弱多病，日本医生是其交往最密切的人之一。鲁迅虽然多病，他对自己的身体却并不太在乎，常常敷衍了事。他对海婴则呵护备至，海婴稍有不适他即延医诊视。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海婴只有一九三四年一月和二月及一九三五年七月和十二月没有看病服药；有时鲁迅上午才携海婴往须藤医院看了病，下午就又请须藤医生来家中为海婴看病。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一家生病还算少的——在此之前，海婴更小，生病更多；在此之后，鲁迅自己身体又极差，为病所困。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家一九三二年诊病买药的次数至少七十余次(因鲁迅当年曾赴京探母，在此期间《鲁迅日记》无法记载海婴诊病买药情况)。日本医院价钱不菲——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记有：“同蕴如携晔儿至篠崎医院割扁桃腺，广平因喉痛亦往诊，共付泉二十九元二角”；鲁迅在高桥医院修一颗牙齿就花了十五元(日记1933年5月4日)。另外，请医生出诊比自己去医院诊病要贵得多——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海婴感冒，鲁迅邀石井学士赴寓诊，诊金高达十元(日记2月31日)，而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日记显示，鲁迅自己带海婴去篠崎医院诊病，诊金为二元——而鲁迅请医生出诊的次数也挺多。由此看来，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期，一家人的医药开销也不小，因为他们并不享受公费医疗，也没有买医疗保险。
5.饭局：上表所列饭局是指较为正式的请客吃饭(不管是在饭店还是在家中)，以及临时和朋友或家人下饭馆，而家中临时来客留之吃饭则不计入其内。之所以将在家中的正式请客吃饭也计入其内，是因为在请客吃饭问题上鲁迅的态度和关于看电影的态度差不多，即宁缺勿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个意思：“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2页。以下简称《全集》)比如，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为美国朋友伊赛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鲁迅和朋友或者仅是自家人下馆子也计入了上表所列的饭局，因为鲁迅总去知名饭店——他常去的是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桥香、聚丰园等饭店——花费肯定不小。
根据上表，我们大致可知鲁迅在上海做职业作家时收支与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当然，一九三三年并非他卖文收入最多的一年，比如一九三一年鲁迅卖文收入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二元八角九分五厘；而一九三四年也并非他卖文收入最少的一年。据陈明远先生统计，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国币(法币)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四角五分，月平均六百七十四元(陈明远：《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汇报》1999年12月7日)。我不知他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如果误差不大的话，以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减去鲁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一万四千七百元，鲁迅在上海卖文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二元，月均约五百一十元。鲁迅的卖文收入，以版税为主，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的版税收入分别为九千三百二十五元九角三分、四千九百六十二元八角七分和三千九百三十八元四角七分，三年间月均收入版税五百零六元八角七分。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的书销量大且版税率高——如《呐喊》鲁迅生前即正版印行了二十三版，一九三○年第十四版时即已印行四万八千五百册，《两地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当年鲁迅即收入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据《鲁迅日记》计算，约销4500册)；鲁迅著作的版税率，大多为百分之二十五，少则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则由于鲁迅在版的图书种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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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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