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出入汽常看电影--鲁迅在上海的生活收支(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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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1/09 17:04 书屋 | ||||||||||||||
儿时曾经是富家子,而又经历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大半生贫困生活,他对钱该是有深刻的认识了。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娜拉走后怎样》,《全集》第1卷,160-161页)所以,他到上海后,虽然逐渐有了几个余钱,然而又怎敢摆阔呢? 另一方面,鲁迅在上海做职业作家,其卖文生活也是颇为艰辛的——我这里单指物质上的,至于文坛的争斗、谣言的中伤及其他精神消耗姑且不论。职业作家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靠版税和稿费为生,鲁迅所得虽较其他作家多一些,但较之五四一代的名教授,则其生活并不宽裕,而且缺乏保障。他却不愿再做教授,对许广平说:“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全集》第11卷,293页)鲁迅用“漂流”一词,道出了他对职业作家生活的深切体验,内心深处不无对生活之缺乏安定与保障的忧虑。到后来,他更是常常抱怨卖文生活之艰辛:一是他的书常常被禁,这对他的收入影响很大。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政府全面查禁普罗文学,开明书店杭州分店被封,上海书店皆惶然,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这是一种新政策,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全集》第12卷,250页)后来他的书果然被禁四种(《三闲集》《伪自由书》《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他于是慨叹:“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但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卖买就停顿起来了。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同上,341页)二是书店老板诳骗作者,不按实售之数付版税。他为此向友人抱怨道:“上海秽区,千奇百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同上,21页)尤其是左派作者的书被禁之后,书坊暗自出售而不付版税,他对此惟有愤然:“上海书坊,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压迫而赚钱者,常常有之。”(同上,148页)另外,还有不法书商盗版盗印,他为此几乎破口大骂:“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板剥削完了。”(《全集》第13卷,336页)在此情况下,他常常担心自己有朝一日生活不能维持:“上海已冷。市场甚萧条,书籍销路减少。出版者也更加凶起来,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日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同上,266-267页)做职业作家,卖文生活是这样艰辛,虽然鲁迅的生活不窘迫,但他怎敢小觑钱财?只好一分一厘地计划,锱铢必较,以便有所余裕,以备将来。 在中国第一代新文学家当中,鲁迅是最早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一个。不仅如此,鲁迅做职业作家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无论作为职业作家所进行的文化活动还是作为职业作家所取得的世俗价值及其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他都成为了他那个时代及其后的杰出代表和导师。至于他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价值,我在此不必多说,我只想探讨一下职业作家鲁迅处理物质生活的态度与方式方法及其意义。对此,李书磊先生有极精彩的论述:“鲁迅已从精神上获得了现代城市市民的身份证。身处在一个市民的环境,经历着一个市民的悲欢,鲁迅渐渐地向他深得其神的中国文人传统告别,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历史过度时期代表人物的人格转变。”(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52页)简言之,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时顺利而成功地市民化了。 作家职业化,是指作家以写作为职业,靠交换作品获得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简言之即卖文为生。吃饭、生存是最普泛而世俗的需求。一旦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他(她)就必然要承担现代市民谋生的庸琐与艰辛。一个优秀的职业作家不仅需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世俗生活中他(她)也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市民,让自己的作品卖出好价钱。所以,作家职业化与作家市民化是统一的,作家市民化是作家职业化所必须的。文人的市民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职业的自由性和利益的相互性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能够享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权处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即他们辞别了传统文人文化英雄和文化侍臣形象;二是文人的市民化又要求他们从英雄降低到凡人,从公共生活降低到个人生活,学会通过与他人利益交换的方式谋生,并承担个人谋生的细微与庸琐。事实上,文人的市民化并非简单地指文人过着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以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为基础,即文学作品成为商品。这就要求作家和出版商除了从艺术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外,还要建立一种“不主要从政治、思想、艺术和写作方法,即不主要从作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主要从经济形态、商品和价值,即主要从作品的交换价值,去了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学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基础的‘世俗’文学观。”(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261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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