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谈到最后，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邓小平还提到了“批邓”运动中被诬称为“三株大毒草”的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都同政研室有关。邓小平说，《论总纲》最近才看到，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文章没有。

　　邓小平的谈话，给了我们政研室的同志很大的鼓舞。他肯定了政研室的工作，他说有用的人还是要用，都表明政研室的命运有了转机。虽然我们仍然按照计划参观大庆(不再参观大寨)，但是大家看到了希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不久，他又找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明确表示政研室这个班子不能散，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义再说，反正理论队伍不是多而是少了。就这样，邓小平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终于保留下来，不再撤销了。尽管后来名称改了，叫国务院研究室，实际上机构还是原来的机构，没有实质改变(注)。

　　前面说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提议建立的，后来在面临存废问题时又是他保住的。因此，这件事情更加令人难忘。

　　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会见于光远、邓力群时的谈话是一篇重要的讲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摘了两段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第二版)，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选》二卷出版后，我同李昌就发现此两文的脚注(见第38、40页)有问题。

　　问题之一是，两个注都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两文均标明谈话是在5月24日即邓小平会见于光远和邓力群那天。而那天同邓小平谈话的是三位同志，不是两位。除于光远和邓力群外还有王震，是邓小平那边通知去的。

　　问题之二是，这两位“中央同志”指的是谁？不是方毅和李昌，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同志”，且会见方毅和李昌的日期不是5月24日；又不像是于光远和邓力群，当时他们两位都是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连个正式的官衔如什么主任之类的称谓都没有，不能称为“中央同志”。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久前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那两篇文章的脚注中说的两位“中央同志”指的是王震和邓力群，传闻还说于光远没有参加这次会见。这就不对了。

　　第一、1977年5月王震、邓力群都不是中央同志。王震当时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但还算不上“中央同志”；邓力群仅仅是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同志”。《邓选》二卷的编者应该是了解这一情况的。

　　第二、注释将会见者写成“中央同志”，与会见者当时的地位不符，也让读者莫明其妙，究竟邓小平会见的是哪两位呢？

　　这次于光远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是我向于光远建议的，王瑞林的联系电话是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之后我转告于光远的。他们见了邓小平后在政研室全体会上传达时我也在场亲耳听见，说的是胡乔木没有去，于光远和邓力群去了。于光远还保留着他们谈话时他的原始记录。如果他没有去，怎么会有当场的谈话记录呢？

　　最近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中的“中央”两字没有了，却进一步明确地写成会见了王震和邓力群，而漏掉了于光远。于光远明明是去了，并且他还作了这次会见的记录，怎么会将他的名字去掉呢？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也是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当我们纪念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更应遵循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是！

　　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8年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9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邓力群任主任。1980年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仍是邓力群任主任。1987年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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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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