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直维持到他去世，这主要是因为这次他的婚姻的主人公玛丽·韦尔什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也要赖着不走。与海明威的前几位妻子不同，她来自另一阶级，是明尼苏达州一个伐木工的女儿，她对所要嫁的人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就在他俩交往的初期，1945年2月在巴黎里兹饭店，海明威喝醉了酒，偶然看到她的丈夫，澳大利亚记者诺埃尔·蒙克斯的一张照片，他把照片猛掷在盥洗室里，用他的半自动步枪向照片开火，弄得到处是碎片，然后他又用水冲洗。玛丽是《时代》周刊的一名记
者，她不像玛莎那样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相反她工作勤恳，聪明伶俐。她意识到海明威需要的是一个女仆般的妻子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她便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新闻工作，然后嫁给了海明威。但她仍不得不忍受一些讥讽，诸如“我可从来没有为了给《时代》杂志写篇故事而去和那些将军们乱搞”。他称呼她为“爸爸口袋里的维纳斯”，还会夸耀他与她性交的次数。他告诉查尔斯(巴克)·兰汉姆将军，经过一段时间的冷落，安抚玛丽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对她灌溉达4次”。(海明威死后，兰汉姆向玛丽求证过这个问题，她叹息着说：“那要是真的该多好！”)
玛丽是—个意志坚定的女人，是当家人，她和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颇有相似之处。当然，那时海明威已与托尔斯泰一样，举世闻名，是一位具有大丈夫气概的先知、喜欢野外活动的语言家。他有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饮料、枪支、瑟法里式服装和各种各样的露营装备。无论他去哪里，往西班牙，在非洲，尤其是在古巴，总有一群奉承他的老友和吃白食的人簇拥着他，有时简直像是一个巡回马戏团。在哈瓦那时，人员通常是固定的。这帮弄臣同托尔斯泰的那帮弄臣一样举止古怪，在道德品质上却更为低下，不过同样也都能忠于他们自己的职守。在离开海明威之前，玛莎·盖尔霍恩曾记下了被她称为“发生在古巴的一段非常可笑而又令人愉快的一幕”，”对着这伙已经成年、富有、半文盲的射鸽、钓鱼的朋友，大声朗读《丧钟为谁而鸣》，他们坐在地板上听得入了神。”然而，与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相比，海明威真实的生活状况没有什么粉饰，更不用谈什么正派得体了，这还得感谢海明威那些骇人听闻的习惯。海明威有不少百万富翁的朋友，德丽·谢伍林是其中一位的夫人，她在1947年曾留下关于古巴这帮人的—段描绘：他那艘船一点也不舒适，又小又脏。在芬卡，身上散发着恶臭的猫在游荡，那里没有热水。海明威自己身上带有酒精和汗水混合的臭味，胡子也没有修过。他用一种古怪的混杂英话咕哝着，还上了瘾似的用“小鸡粪”(英语中的俚语。有讨厌的东西、蹩脚货、胆小鬼等多种含义)这个词。玛丽有—大堆事情要做。
在这里，海明威常常故意弄出一些丢脸的事。他喜欢引起女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些有魅力、有名气、讨人喜欢的女人，其中有马琳·迪特里希，海明威刮脸的时候，她在浴室里为他唱歌；劳伦·巴克尔(“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胖”)；南希·海伍德(斯丽姆)(“亲爱的，你是那么苗条漂亮”)。弗吉尼亚·维耶特尔(“吉姬”)是海明威在巴黎里兹饭店那个圈子中的一员，玛丽曾嘲讽地写道：“我从吉姬·维耶特尔的房间里出来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可欧内斯特却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在马德里有一群海明威所谓的“反战妓女”，在哈瓦那码头区也有一帮娼妓。海明威喜欢当着玛丽的面与她们调情，正如他曾经在哈德莉忧虑的目光下与多萝西·特怀斯登相互爱抚—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需要的女孩却越来越年轻。有一次，海明威告诉马尔科姆·考利(美国文学评论家、社会历史学家)，“我和每个我想做爱的女人都做过爱，还有许多不是我想要的，我也希望她们做爱时全都做得很好。”这不是实话，在二次大战后说这样的话就更加不真实了。在威尼斯，他迷恋上一个叫做阿德里亚娜·伊万契奇的年轻女郎，这位女子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哀怜。海明威以她为原型塑造了那部很糟的战后小说《过河入林》(1950)中的女主人公。她为人冷漠、势利、反应迟钝，她的目的要么是结婚，要么什么也不干。另外，她“始终有一个鹰钓鼻子的母亲在照料”(这是海明威的儿子格雷戈里所说的)。海明威向肯定是文学史上几个最令人讨厌的人物中的一个大献殷勤，因为阿德里亚娜有成为艺术家的野心，海明威便迫使出版商勉强接受了她为《过河入林》和《老人与海》(1952)这两本书设计的封套。后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明威恢复了声望，并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两本书的封套后来都不得不重新设计。阿德里亚娜嘲笑玛丽“没有教养”，海明威本人则重复这—判断，他赞扬阿德里亚娜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他把这个年轻的女子同玛丽对比，说玛丽是“随军杂役”和“清洁工”。
节选自《知识分子》，保罗·约翰逊[英]著，杨正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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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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