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跃农

　　邵力子(1881-1967)，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留于北平，同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呼吁“计划生育”第一人

　　说起计划生育，谁都知道有马寅初的功劳，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支持马寅初的理论

　　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他想到了马寅初。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20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调查。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更多的就是探问人口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马寅初长得敦厚，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两位来客说：“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22%以上，甚至可能接近30%，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300万之多。十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五年后将达9.8亿，五十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邵力子当即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是经济学家，邵力子的来意就是希望他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连声说好，决心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有说服力的专著。

　　马寅初决心建立中国的计划生育理论。他焚膏继晷，撰写《新人口论》。书稿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举其要者：第一，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两者必须相统一；第二，要正确处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两者必须相适应；第三，要正确处理人口的两重性——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育子女不仅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第四，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应该相互协调。

　　科学是批不倒的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更应有计划。他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也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上发言，声援这一提案。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邵力子逢人便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分送亲友。遇到年轻的育龄夫妇，他总是习惯性地伸出一个手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

　　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右派，邵力子也因宣传计划生育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他反问：马寅初何罪之有？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下仍坚持不改，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但邵力子说：“科学是批不倒，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继续还在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年过八旬的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动情地说：“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直到“文革”时，周恩来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他忧心忡忡，他再一次向毛泽东打了报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这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二十年之后了，也因此有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心酸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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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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