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5日，张纯如在夏威夷大学就《南京暴行》一书发表演讲。图为演讲后张纯如为购书者签名。

　　作者：裴文彬

　　在对华裔女作者张纯如死亡深感震惊和悲痛者中，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副教授。

　　1995年，为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而搜集资料过程中，在南京，张纯如与王卫星和杨夏鸣一起，度过了20多个日日夜夜。南京，是张纯如追随父母和其他海外华人的记忆，寻求历史真相之地。

　　锲而不舍

　　锲而不舍，是张纯如给王卫星和杨夏鸣留下的最深印象。

　　张纯如写作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到南京实地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不认识任何人的情况下，张纯如给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专家、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予帮助，并找一位英语翻译。由孙宅巍安排：王卫星帮助张纯如搜集与大屠杀相关的中文档案和材料，杨夏鸣负责翻译这些材料，并陪她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和当年屠杀现场。

　　第一次见面，是1995年7月的一天，地点是在张纯如下榻的南京大学西苑宾馆。

　　王卫星和杨夏鸣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张纯如相当年轻；而对她为写作而只身一人、千里迢迢实地采访的治学精神，则颇有几分敬意。交谈后得知，张的母亲是生物学教授，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曾随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着手采访

　　张纯如生在美国，会说一些汉语，但复杂的思想需用英语表达。于是，安排好王卫星和杨夏鸣的分工以后，张纯如开始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先后面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和刘永新等。

　　张纯如为所有幸存者录了像，问了许多具体问题。回到南京大学科研楼后，杨夏鸣爱人为张纯如在楼内借了一间空调房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张纯如把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重播，王卫星将其归纳，杨夏鸣口译成英语，张纯如则把英文录入笔记本电脑中。

　　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大家都满意为止。张纯如打字技术娴熟，英文驾御能力很强，使王卫星和杨夏鸣常自愧不如。

　　珍惜史料

　　据王卫星回忆，张纯如非常珍惜这批录像，为了保险起见，她坚持要复制一套。但她自带的摄像机是适用于北美地区的N制式，而中国通用的录像机为PAL制式，王卫星与杨夏鸣一连帮其借了3台都无法转录。

　　杨夏鸣建议她放弃复制，但她坚持要录。后来她听说金陵饭店刚买了一台能够录制各种制式的高级录像机。抱着试试运气的态度，他们去了金陵饭店。相关人员开始只同意在饭店内租借。正在这时，杨夏鸣一位多年未见的儿时朋友走了进来———他竟在金陵饭店工作！

　　管理录像机的人员二话没说，同意杨夏鸣把尚未拆封的录像机带走，且分文不取。几天后，归还录像机时，张纯如买了一大包巧克力，送给相关人员，以示感谢。

　　追寻前人

　　张纯如来中国以前，受约翰.马吉(John Magee)之子大卫.马吉的委托，为其父亲在中国居住过的房屋拍照和摄像。

　　在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参与援救了20多万面临屠杀危险的中国军民，并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105分钟胶片，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记录。胶片中的近百幅画面被翻拍成照片，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历史铁证，为南京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

　　寻访目标之一，是南京骆珈路25号，即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马吉借住的地方；另一处在挹江门附近，且依山傍水，但无详细地址。一行人顺利地找到前一处，但后者找了两次依然没有结果。张纯如执意要继续找，第三次终于在南京第十二中学校园内找到了。那是一幢破旧的小洋楼，左边与绣球公园一墙之隔，墙边是一洼池塘，后面有一座小山。张纯如很高兴,又是拍照又是摄像，还到屋内拍了照。附近老人也证实，解放前这些房屋确有外国人居住。

　　探究细节

　　张纯如的笔头很勤，几乎所有重要事情都有文字记录。她所拍摄的大量照片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丝不乱。

　　她不仅重视文字材料，也注重到现场实地体验和感受当年所发生的事情。在当年南京大屠杀所有重要屠杀现场和丛葬地，她都拍摄、摄像或是陷入沉思中。

　　从她向幸存者所提的问题也可以看出，她尽量想让自己置身于当年南京的环境中。她的问题常常具体到几时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走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等。

　　翻译完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以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与马吉、麦卡伦等西方传教士50多年前在各自日记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说明他们的日记真实而可信。

　　采访夏淑琴结束后，张纯如还与她一道，前往当年她一家被屠杀的旧址———中华门东新路口5号，也就是《拉贝日记》封面拉贝头像下面那幅照片的所在地。尽管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张纯如仍然详细拍摄了现场，即夏淑琴当年藏身的位置及她家人遇害地点和周围环境。

　　幸存者潘开明当年以拉人力车为生，对地名记得比较清楚。他讲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安全区时提到了不少地名。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当时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验对，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发现完全正确，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

　　想打官司

　　张纯如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深切同情。

　　她采访过的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张纯如对此深感震惊和难过。她认为，考虑到日本人过去对这些人所施加的种种伤害，日本政府理应作出赔偿，让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给幸存者一些钱。

　　采访陈德贵结束后回宾馆的路上，她郑重地说，等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后，她将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人与日本打官司，以得到日方赔偿。她觉得，由日本人代理中国幸存者打官司显然不妥，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代理这些人打官司。因此，必须由像她这样的人站出来，为他们呐喊与奔走。

　　还有一次，找完资料坐上出租车，司机把钱包敞露在车内，发动机没熄火，竟然大摇大摆地到车外去换零钱。一去足足有10多分钟。张纯如觉得不可思议。杨夏鸣说，大概司机看我们不像是窃车贼，所以才如此放心。张纯如颇有感触地说，如此淳朴的人民，50多年前却遭遇如此厄运，如果那段历史再遭遗忘的话，真是天理难容!

　　遭人嫉恨

　　王卫星和杨夏鸣一致认为，在所有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恐怕很难有第二个人，为写一本书，能像张纯如那样，投入如此多的财力、精力和时间，用于实地采访。这样刻苦的作风、锲而不舍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强烈的正义感着实令人感动。

　　在足迹远及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作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张纯如写出了令西方人感到震惊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度连续两个月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首，改变了所有英语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正因为说出了真相，张纯如多次遭人威胁，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透露丈夫和孩子信息”，继而患上忧郁症，最终饮弹而亡，年仅36岁。

　　曾经与她共事的王卫星和杨夏鸣还记得张纯如所说：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不可毁灭，真相没有国界。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编辑：羚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