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是处的文化大革命，促成了一件最无奈的事——娘要嫁人。对我来说，又是眼不见为净了。下农村插队4年之后，我被分到粤北山区一个机械厂当工人，学徒工还没出师那年，妈妈不到50岁。

　　妈妈结婚，当儿子的未免会尴尬，尤其是25岁的我。好在工厂的工友都很够朋友，没有谁当面提起。虽然工厂离广州不过200多公里，5块钱火车票，4小时车程，但是，我的探亲假宁愿到2000公里外的北京。北京，我也阔别5年了。

　　北京，看上去变化不大，每人每月一斤肉的配给，还是肥的多，瘦的少；满街人穿的不是“干部蓝”就是“国防绿”。我们老三届同学回城的不少，但没什么正经工厂可去，无非是卖电影票，卖电车票，就算读两年“工农兵”大学，出来也是教中学。好多在北大荒挖地、在内蒙古放羊的同学，两年也难回家一次。

　　不过，见得到的同学，都是一家大小亲亲热热的，那年头，没有几家离了婚又结婚的。

　　最模范的夫妻是周家叔叔，文革前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我父母亲1955年从香港回内地，周局长曾非常关照；我在北京念书，周叔叔还做过家长代表去我学校开会呢！他和王昆阿姨相濡以沫几十年，也一直关心我妈的家庭生活。这次我上京，虽然没向他们吐苦水，但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好吃好喝招呼我好几天，有空就说说我妈工作的成绩和辛苦。周叔叔说我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王昆阿姨也说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做儿子，是不是得体谅她一点？

　　我想，该体谅的我也做了。因为哥哥调回城的事，我妈已经受到组织照顾，我再要求照顾，就作难了。听说，我只能在韶关的机械厂“建设共产主义”，我也认命了，就在山区熬着吧。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大学公开招生，我凭着北京老高二的底子，加上十年来没放下过笔，一直看书，总算考上了大学，户口也迁回广州。重新和老娘同桌吃饭，已是20年前的记忆。尽管在人前人后，我妈老伴长老伴短地营造气氛，但那八成是做戏。她第一段婚姻，年纪差太远，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业上是最佳拍档，直到近年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落成，人们看到水落石出，红线女、马师曾六个字是如此密不可分。

　　我妈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恰巧，同第一段婚姻一样，也不过十年光景，而且，最后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绝症卧床，我妈天天跑重病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工本。人家都以为国家一级艺术家，大富大贵，其实，我妈340元月薪顾一大家。治肝癌的药费、营养品是无底洞，“尽力而为”这四个字，我妈算是做得漂亮得体。缺乏感情的婚姻，有时用钱也能弥补。

　　早生华发的母亲，为了工作需要，一直染发。为了送走第二段婚姻，她让白发飘足一年。谁都知道她不过50多岁！80年代，妈妈不仅失去了第二段婚姻，还相继跑掉3个亲生子女。我算是离得最近的，从香港去广州不过两小时车程，一年到头还能见上几面；姐姐定居台湾，因某种原因要“坐10年移民监”；哥哥在加拿大开餐馆，讨生活也是三百六十五天连轴转，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我们忙，老娘更忙，大大小小开不完的会，东西南北出不完的差，就算打通了长途电话，她老人家也未必有空长谈。她的手机越换越新潮，却是永远的忙音或录音——“机主已关机”。

　　终于有一天，我们娘儿四个能重聚一堂，破天荒地打四圈麻将。我是逢和必吃，因为最低消费是三番，所以对对和最顺手，只要有得碰，哪管是放炮出铳也先图个痛快。哥哥姐姐笑我独沽一味，妈妈却夸我“情长”。哥哥毕竟是生意人，竹战高章得多，眼观六路，看透三家牌，赢牌固然不成问题，他的弱点是目标过高，又要打出章法，又要不时放我妈吃和，最好还能设法引出我来“放炮”，对姐姐那头还要抽空诸她一章，八面玲珑之下，不免捉襟见肘，有时造化弄人，作茧自缚。妈妈对他的评价是“花心”。姐姐打情绪牌，输赢无所谓，只求做牌开心。又一回，大家已经摸到最后几张牌，明知哥哥不上不碰做大牌，她还为了博一手“混一色”，打出一张生章白板，给哥哥捞了个“十三幺”。我们一致笑她得胜不顾家，姐姐激动之余脱口而出：“我哪有个家！”

　　一家人沉默了两秒钟，我忙乱以他语：“你四海为家，不是更逍遥？”大家心里明白，她在“文革”中急就章的婚姻，虽然双方性格不合，却因种种原因离不了婚，出于下策去国十年，也难求佳婿。古今中外的“三高”女士历来让男子却步：社会地位高，年龄高还不是绝症，最要命的是眼界高，等闲人士难入法眼。姐姐从39岁离开内地，十多年后仍是名花无主。我们做老弟的，只能逢人便解释，“这是我妹妹”。

　　和姐姐在牌桌上的一番调侃，倒引起全家一番心事：母子四人难得一聚，曲终人散后，我妈仍然独居华侨新村。她没有少年夫妻的命，那“老来伴”的美好黄昏，更是难于上青天。

　　我妈也有过含饴弄孙之乐，姐姐、哥哥和我的儿女，分别同她一起住过六七年，那也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往事。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连我也快要成为空巢一族的“老鸟”，才感到晚年的妈妈，确实应该有个老伴。不管怎样，我也希望她有个快慰的晚年。

　　广州的现代化建筑群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流民数以百万计，暴力犯罪的隐忧被掩盖在灯红酒绿的繁华之下。华侨新村是强盗光顾的重灾区，我家几乎每年被爆窃一次。有一次，一个湖南歹徒竟把70多岁的女户主打成了重伤。看到妈妈头上缠满绷带，双手布满伤痕，母子相对无言。我想起在父亲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母亲尽力把马、红粤剧艺术的精华重现舞台。当我们斗胆问到她第二段婚姻时，她也坦承“缺乏爱意”。唉！普天下眷属有几对是有情人？就算是一般化的也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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