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允和

　　自1955年经济系毕业后，离开复旦校园已近50年了。现回想起当年在校学习、生活的情景犹历历在目，甚感亲切。我在校时曾患过肺结核，直到大四才痊愈。今天的年轻同学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生了肺病哪能带病留校学习。而那时确实如此。解放初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对高校中患了肺结核的学生倍加关怀、爱护，不是将他们推向社会和返回家庭，而是留校安心养病，大多病情较轻者则边学习边养病。“肺健会”(全称“肺病同学健康促进会”)就是肺病同学建立的自我管理的组织，也是学生中这一特殊群体的代名词。我从大二到大四一直生活在这一群体之中。

　　当时学校为“肺健会”学生安排了单独的宿舍，单独的营养食堂，每人每天还供应一瓶牛奶(伙食等费用，家境困难者可申请部分或全部免除)。宿舍里还请了工友照顾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肺健会”宿舍曾几度搬迁，据我在校时的经历，最先是在“800号楼”楼上，称“康复楼”，该楼位于“登辉堂”(今相辉堂)西侧楼的后面，营养食堂也在西侧，那时少数病重全休学生的宿舍是在校门以东、邯郸路上的原“同德医学院”旧址内。我们病轻学生的宿舍后从“800号楼”迁入“登辉堂”东侧的“东舍”(平房)；后再迁至校门以西、邯郸路上的原“牙医专科学校”旧址。

　　“肺健会”设正副主席和学习宣传、卫生保健、文化娱乐等委员，由全体“肺健会”学生定期选举产生。“肺健会”有单独的党、团支部。那时我们的时事政治学习一般也是在“肺健会”内进行。我们虽是一个数十人的小集体，但同学们来自各个系、各个年级，因而信息交流较之一般同学还更广泛一些。在寝室安排和学习分组上尽量照顾到系别，以同系集中为原则。

　　我们除了上课(个别非主要课程可以照顾免修)、去图书馆自修和全校性重要活动(如听报告等)外，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肺健会”成员。我们既是同学，也是病友。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同学之间更增添了一份特有的感情。有两件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是发生在1952——1953年间。有一天下午我感到腹痛，误以为是肠胃炎，吃了一点药，不料到深夜时剧痛难忍。这时我们“肺健会”党支部书记、物理系女同学得知后毫不迟疑地决定送我去医院。邯郸路上的公共交通车早已停驶，于是搭乘了两辆专门带人的自行车直奔第四人民医院。经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已有腹水，手术后住了20天才出院。还有一次是我忽然吐血，周围同学见状十分焦急，马上去校医室，由校医室派人用担架把我送到学校附近的上海市肺结核病防治院。摄片检查后，医师说是因病灶靠近血管，故而引起出血，病情并无变化，卧床休息几天即可。回校卧床期间，生活上得到了同学们的悉心照顾，不多日便照常上课。

　　我们“肺健会”的同学提出的努力目标是既要读好书，也要养好病，这也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期待。当时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不少同学还决心以实际行动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同学们在学习之余谈笑风生，有的玩桥牌，有的打康乐球、乒乓球；晚饭后，夜自修前，三五成群或在校园内，或到五角场散散步，这种边学习边养病开门见山的生活倒也另有一番情趣。正是在母校为我们创造的良好学习、生活条件下，我们“肺健会”同学绝大多数均先后康复、如期毕业。数十年来勤奋地工作在不同岗位上，并取得一定的(有的是突出的)成就。如今同学们均已年逾七旬，大多已退休，但回想起当年的这段往事，不能不对母校深表感激之情。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