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批斗 火的洗礼

　　监所外面有所学校，每天高音喇叭播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听到因胳膊摔伤在外治疗的王昭同志已被押解回到西宁。接着以批斗王昭为中心的高潮掀起来了。省委机关、各系统相继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每次大会也少不了我。王昭、王仲方成了青海省“走资派”主要代表，每次大会，我俩分别被架在两辆大卡车上，车上放了长桌。批斗会开始，有两位“造反派”把我们架到桌上，面向群众高高站着。王昭右臂有伤打着石膏，左臂被拉到身后，被人按着脑袋，压低着头，只能算是半个“喷气式”。我因为戴着手铐，搞不了“喷气式”，就被揪着头发往后仰。在我们两旁是一排卡车，每个卡车上跪着省委常委和各部部长。不过，已经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人如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副省长李芳远等人，则高坐在主席台上，原来的领导集体，一下子被分成了“座上客”与“阶下囚”。每次大会，都安排好几个人揭发控诉、批判，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大会结束，王昭和我被分别押上两辆大卡车，王昭在前，我在后，大喇叭开路，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有很多陪斗者跪在马路两旁，围观者很多。我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写着“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仲方”。他们把牌子用细铁丝系在我的脖子上，勒破皮肤，流着鲜血。最难受的，是用绳子拴住手铐的链条，把我吊在卡车的铁架子上，双脚只有脚尖着地，还时时拉紧绳索向上吊，每拉紧一次绳索，就痛得一身大汗。好容易游街结束，我已浑身湿透，满身泥土，脖子和手腕留着深深的血痕。回到监房，倒在炕上，全身散架动不了。好不容易透过气来，洗洗脸，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在批斗高潮中的一个多月，正值夏天，人们穿着单衣，我却在最热的时候也不脱棉裤，因为批斗会上他们逼我跪在运矿石的大卡车上，卡车铁皮上钉着露头的铁钉，双膝跪在铁钉上，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就用毛巾和一切能用的东西，包在膝盖上，痛苦稍为减轻些。各系统轮流召开的大批斗会，大约有十次左右，批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神经和肉体也麻木了，不觉得痛苦了。在挨斗的时候，在游街的时候，看着两旁陪斗的干部，觉得他们吃的苦比我多；看到面前黑压压的群众，搜寻着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面孔。我甚至希望记者照下我的镜头，特别是挂着牌子吊在卡车上游街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受难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会清醒过来，一定会比我更加难受。你们不是说彻底纠正了“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们不是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们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熟视无睹。你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付出的代价，比我受到的屈辱要大一千倍。

　　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我的头发向后仰，我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往往被一把一把抓下来，使我很不好受。我就干脆把头发剃光。这时我突然发现剃下来的头发，不像是我的头发，它本来是黑油油的却变成灰白色的。我醒悟过来，我已成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由青丝变成白发。原来我看这出戏，总以为是艺术夸张，现在亲身体验到这确实是艺术的真实。为了珍视这神奇的变化，我把剃下来的头发塞进我的鞋子保存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头发竟然变成鞋垫，撕也撕不开了。

　　除了大会斗，还有各种小会斗。会虽小，人也不多，但是也会有激烈的场面。有一次省委办公厅开斗争会，与会的人都是我很熟悉的部下，关系比较密切。会议主持者强迫这些人同我划清界限。一位过去每日给我送文件的干部，在压力下竟然上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手很重。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打我一巴掌能够表示你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得到解脱，我宁愿挨打，以减轻你们受到的压力。不过，应该感谢他们，在重大压力下，虽然不能不上纲上线，却没有什么造谣诬蔑侮辱人格之词。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通过大小批斗会之后，我忽然悟出人是野兽进化而来的，经过多少万年，人逐渐摆脱了身上的兽性而成人。但是再进化，也总是与兽有血缘关系，人性与潜在的兽性共存。人性战胜兽性则文明，则和平，则幸福；人性被兽性战胜则野蛮，则战争，则灾难。人性使人清醒，兽性使人疯狂。人世间常遇到有人兽性大发，造成大大小小的悲剧。我目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破“四旧”、打砸抢、疯狂打人甚至致人死命，一个和睦的家庭、舐犊情深，突然六亲不认，互相仇视。这都是一种疯狂，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表现。我默默地呼唤着：

　　恢复人性、抑制兽性！保持文明、不要野蛮！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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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炼狱》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