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少爷办银行有钱不赚　　　

　　张伯驹是大少爷办银行，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赚钱的脑筋，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又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做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发行500万。他觉得自己银行里有500万资本，就发行500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求兑现，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是股资的一倍。中国实业银行只有300万股资，而钞票发行达3000万，仅年利息就是30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

　　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而张伯驹是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个总稽核。而实际上这个总稽核也不想做，只是没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好在他有三个得力助手：杨西铭、陈香雪和白寿芝。白寿芝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西铭和陈香雪具体查账。这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铁面无私，认真得很，但吴鼎昌也不怕你查。吴鼎昌办事一向顶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也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对吴也很尊重，相处得挺好。张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他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

　　张伯驹既不热衷于名利和官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他有他的生活圈子，他整日沉缅于诗词书画和京剧艺术之中，所交往的人多为文人墨客，而且是“名士”类型的，跟他叛逆个性相投缘的文人骚客，政界人物中，但闭口不谈政治。

　　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事生产，整天生活在自己虚无缥缈，但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里。名气大了，社会上的人也就买账，有人自会送钱给他们用。他们呢?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再去救别人。然而生活再窘迫，诗酒菜饭，风月场上，他们是不会耽误的。张伯驹和他们“泡”在一起，自然是他掏钱的机会多，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却给张伯驹带来无穷的愉快。　　　

　　陈毅同志下棋遇知己　　　

　　陈毅同志业余时间喜欢下围棋，但苦于缺少能对弈之人。事被北京市政协部门知道了，就推荐张伯驹跟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同志大过其瘾，而且发现不仅是下围棋，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同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了好朋友。张伯驹夫妇把大批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同志更视其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做客，不仅是下棋，而且畅谈古今，神游天下，有时还一起喝几盅。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潘素与张茜同志也熟了。碰到陈毅同志公务不忙的周日，就常常是两个老头在一起下棋，而两位太太则在一起切磋山水画的技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茜同志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她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伯驹夫妇带回去。伯驹夫妇从陈毅夫妇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干部知识之渊博和胸怀之宽阔；陈毅夫妇也从伯驹夫妇处，了解了北京地区文化界和经济界民主人士的种种情况，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谁知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伯驹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陈毅同志知道了，曾主动打电话安慰他。对此事，陈毅同志实事求是地公开表示了愤慨，他以最简单明白的道理表示了自己的怀疑：“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可是当时政治运动来势凶猛，陈毅同志又身在外交部，不便直接干涉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于是想出一个调动工作的办法，把伯驹调到长春市工作，以解困境。他当年的忠诚卫士宋振庭同志在那儿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同志就托宋振庭同志保护这对忠心爱国的文化老人。1961年，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62年起担任该馆的副研究员和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这个馆有一个古代书画鉴定组，通常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组织收购字画，由伯驹组织专家集体讨论审定，而且每周有一次集体讨论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是对文物和文史研究学有专长的“老朽”。这些人走到一起，“旧雨新雨，相见并欢”，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还是风俗、游览、棋艺，各抒己见，辄有高论。伯驹就动员大家将自己的高论记下来，年长日久可汇为一册。这种学术与业余爱好相结合的写作活动，伯驹视之为“春游”，可见其心情之愉快。几年下来，文稿已积之盈尺，于是就有了伯驹主编的《春游琐谈》。孰料又是好景不长，到了十年浩劫时期，这个谈艺论学的“春游社”竟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到了1969年，就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

　　舒兰地区感到莫名其妙，怎么送两个七十岁的老人来“插队落户”?也许他们认为这只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就索性来个“造反派的脾气”——拒不接收。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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