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曜东　宋路霞

　　我和张伯驹过去是换贴把兄弟，我的大伯父与他的父亲张镇芳，也是换贴把兄弟。由于家庭和银行业务上的多重关系，我们的交往自然非同一般。如今伯驹已去世多年，我也已是垂垂九十老翁，自觉在有生之年，应该还社会舆论以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才能心安。　　　

　　天马行空的“末代王孙”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是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他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安，1863—1934)是袁世凯的内弟，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张镇芳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还署理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当年李鸿章坐过的位子。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袁世凯事无巨细均与他商量，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袁世凯死后，他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出任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令他难过的是，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而张勋复辟只有11天就完蛋了。

　　如果按照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的说法以及袁克定的“皇太子”和袁克文的“皇二子”的“份儿”，那么张伯驹老兄，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问题是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像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保皇”，他的大表兄袁克定又是如此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而他却坚决反对帝制，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说他是“赖家伙”，而私交又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在张伯驹家里去世。他父亲擅长理财，创办了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30年代中期接办，然而却大权旁落，不会打理，只是有个总稽核的名义，不真正管事，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像的地方，他却别出心裁，心思极细，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随便给一些钱宫里就卖了。别人不理解，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什么?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余已因久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3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6万银元，那时候乡下100元钱就能买2亩地。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可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声，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壳，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3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壳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漩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10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宣，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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