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捷

　　李大钊的演讲术非常有名。不仅自己讲，还指导学生讲，利用各种集会的场合讲，向学生讲，向群众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社会主义。今人甚为有幸，还能从俄罗斯的档案里看到几十秒的“1927年，李大钊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言”的影像片断，一睹昔日巨人风采。

　　李大钊的公开讲演虽多，但主要是讲社会主义理论，单纯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却 极少。从他的文集看，似乎只有两次，一次在北大，一次在上海。而这两次，却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首次被公开演说。

　　1922年2月，北大出现一张海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讲演，特别邀请李大钊先生演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个学会是两年前成立的，本来是极秘密的，现在逐渐从地下走向公开。这次第一场公开演讲，据说一下子挤满了年轻人。

　　李大钊深谙演讲技巧，简洁扼要。虽然他一再跟年轻人强调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但只用两句话就把《资本论》首末两卷的主题说清楚了：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第二，现代经济组织有资本集中之趋势。

　　第一句话，揭破了资本，土地，劳动分配的秘密。资本家之资本竟然都是从劳动者那里骗取的剩余价值。

　　第二句话，则宣告了资本主义必死的命运。资本集中到最后，贫富差距拉大，只有革命。正如“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深知，纠缠于资本论的细节，听众无人有兴趣。从剩余价值理论直接转换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参以《共产党宣言》之华美修辞，这是何等有力。第二天，北京《晨报》就刊发了黄绍谷记录的，完全口语化的演讲实录。不久，《北大学生月刊》也发表了陈仲渝整理的更有条理的文本。这样，国内年轻学生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是作为学者，李大钊仍是颇为谨慎的。他当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要攻读政治学。但政治与经济从来密不可分，至少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杰文斯等发起边际革命，才有所谓的纯粹的“经济学”。李大钊在日本是熟读幸德秋水的著作，以至于最后的命运都跟幸德类似，大逆而被处死。而他的朋友高一涵回忆说，当年李大钊曾手不释卷地阅读河上肇翻译的《资本论》，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最熟悉。而且，他在北大也曾开讲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尚有讲义存世，可是他就是不肯如陈豹隐等教授一样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以为学力不济。

　　他在难得的经济学演说中是以这样一个故事结尾的：“有一个德国人跟我讲，倘若一个人不到五十岁，要说他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一定是骗子。因为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著作，就要二三十年了，可见这很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这里不过随便说说，还说不到讲他的学问哩。”

　　(编辑：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