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英国内科大夫叶彼得率领一支六人医疗队从郑州飞赴延安，受到朱德总司令、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的热烈欢迎。这支医疗队是国际性基督教慈善团体“公谊服务会”派出的，由内外科大夫、X光技师、护士等组成，随机还带来了三吨半各国捐赠的药品器械。

　　叶彼得毕业于著名的牛津大学，有典型的绅士风度。他带着队员们在延安参观访问十天后，便正式参加了延安中央医院的工作。公谊会的医护人员都是志愿服务者，除公谊会发给每人每月六点五美元零花钱外没有任何收入。中央医院供给医疗队队员每月每人大米七点五公斤，面粉七点五公斤，肉十五公斤，蔬菜十五公斤。这在抗战结束条件好转后的延安是最高供给标准。

　　此时，大规模内战开始在即，国民党胡宗南部派飞机轰炸延安，并开始调动部队对延安形成包围攻击之势。总卫生部部长和院领导告诉叶彼得，中央机关与部队将在内战中转移乡下，条件艰苦，请外国朋友考虑去留；如离去，可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叶彼得望着一脸真诚的两位领导，扶了扶眼镜，以坚定的口气说道：“过去我们一直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不能了解解放区军人。现在我们终于来了，怎能就走呢？”队员们也都愿意留下。

　　1947年3月8日，叶彼得带着这批“洋人”从延安出发，牵着毛驴踏上咸榆公路，经过两天行军到达梁村。叶彼得顾不上休息，放下行李后便和同伴们在老乡腾出的房间里开始了战地建院工作。化验室没地方布置，最后设在一个牛圈里。洋人们同中国医护人员一起，将满圈牛粪一筐筐抬出去，打扫干净后将化验设备安装了进去。战地医院开始收治伤员。二十天后，他们又奉命往榆树峁转移；几天后，又搬到了李家砭……这接二连三马不停蹄的转移，是叶彼得到中国后还不曾遇到过的。他和他的队员们脚板上血泡重叠。

　　我军在边区连打了三个硬仗，消灭了胡宗南部大量有生力量，而我军伤员也不少。叶彼得手下的医生、护士不到二十人，竟收治了伤员三百多！他们从早到晚不断抢救伤员。有一位伤员因失血过多，生命垂危，叶彼得挽起袖子就让护士抽他的血，一抽就是400CC！那个伤员被抢救过来，告别时他向叶彼得表示感谢，叶彼得说：“小伙子，你现在血管里也流着我们国际友人的血液了，不用谢，勇敢地上前线吧！”叶彼得在延安工作一年又两个月，才于1948年2月12日离境回国。

　　葛礼馥及许岩礼

　　葛礼馥、许岩礼及斯坦莉都是叶彼得的下属。新西兰人葛礼馥，高高的个子，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光芒。他负责外科，因此主刀的时候更多一些。医疗队收治了一位叫吕绍才的连长，他嘴部被打伤，下巴被打掉了，虽经葛礼馥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不能说话，不断流口水，也不能吃饭，只能灌流质维持生命。吕连长十分悲观。葛礼馥决定对他实施矫形手术，并拟定了一个矫形手术计划，取胸皮为他植皮，取髋骨骨翼为他做下颚，以形成下巴和下唇，但这样的手术必须分期多次进行，哪一次失误都会失败，而且会给伤员带来许多痛苦。吕连长表示一定很好配合葛礼馥大夫。为吕连长做的手术竟先后进行了二十多次，在为他做骨移植手术时，从髋骨取下的骨翼还没植入他的下颌，却不慎滑落地上。葛礼馥与叶彼得商量，提出在开水中消毒五分钟后继续使用。叶彼得同意了，结果仍用这个骨翼做了手术，竟愈合得很好。医疗队虽经多次转移，条件很差，但为吕连长前后所做的手术却从没停止过，直到在山西临县下白塔做最后一次手术后，才完全成功。吕连长出院归队时，抓住葛大夫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

　　一次，葛礼馥为一位肩关节脱臼的伤员进行复位时，突然一扬手扇了那伤员一耳光。在场的医护人员大为震惊，因为葛大夫平时对伤病员都是极关爱的。那位伤员负伤后情绪本来就不好，平白无故挨一耳光，正要发作，却发现肩关节整理复原了！葛礼馥说这是精神转移疗法，利用精神紧张时刻复位，可以不打麻药。翻译李兴培哪见过这种打人疗法？他反复地说：“我们解放军的医生，是不能打伤员的！”葛礼馥顿时红了脸。

　　葛礼馥特别注意在实践过程中言传身教。一次，他给中央医院的医护人员讲解剖课，学员们听起来很费力，他叹道：“要有一副骨骼模型就好了。”李冰医生说，附近荒山上都是被阎锡山部队杀的人，满坡都是人的骨架。葛礼馥听后，带人一起去荒山寻找完整的骨架，清理出两具后，弄回驻地清洗消毒，用铁丝串连加固，两副完整的人体模型就做好了。在此后不断的转移中，这两副骨架模型从未丢弃，它们成了葛礼馥的教具。

　　X光技师许岩礼和太太都是英国人，夫妇俩在解放战争中一起来到了延安。许岩礼太太的工作主要是在手术室。在延安时她怀了孕，挺着个大肚子跟着中央机关不断转移。那时中央医院的护士提拔很快，建院初期的护士一般都提为了医助，新护士不断充实进来。洋大夫们经常要给新提的医助和护士上业务课，许太太也挺着肚子讲课。在山西临县下白塔，许岩礼太太生下了一个胖小子。让人敬佩的是，许太太怀孕和产后，都没离开过医疗队。她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她产后坐在担架上由人抬着行军转移的画面。

　　许岩礼夫妇是1948年7月4日和葛礼馥大夫一起离院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渴望再回延安来寻访战友。1973年，他们夫妇和当年医疗队的洋护士斯坦莉终于重返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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