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晓意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

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