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万国花

　　●张贤亮

　　19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张贤亮就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张贤亮成功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作家里的“首富”。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张贤亮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他住在这里已经有12年了。

　　69岁的张贤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我的命运决定了我的小说

　　记者：办企业以后，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你已经有6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张贤亮：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部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100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记者：能谈谈这个长篇小说吗？

　　张贤亮：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而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记者：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张贤亮：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记者：你不仅出版了长篇政论随笔集《小说中国》，我还记得你那篇引起强烈反响的《我为什么不买日货》，对你这样一代人来说，相比文学来说，社会和政治好像一直是你们感兴趣的对象。

　　张贤亮：那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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