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这一时期，父亲虽然非常忙，但是对陶斯亮的关心非常细致。广东天气热，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觉着凉，父亲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帐是不是放好了。连陶斯亮日常穿衣服，父亲也希望她能穿得漂亮一点，头发要是梳得太板了，总忘不了给她胡噜乱一点儿，说这样更漂亮。他甚至不许陶斯亮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年纪尚小的陶斯亮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家里几口人，她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陶斯亮总结优缺点，让她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她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他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陶斯亮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陶斯亮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陶铸看到这一句，就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陶斯亮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陶铸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与母亲相比，陶斯亮总觉得爸爸有诗人气质，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不太适合当政治家，而母亲是个女强人，所以总是事业心很强，连在家里都不苟言笑。平常父女俩说笑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父女俩有一次聊天，父亲对陶斯亮深情地说：“你不如妈妈漂亮，也不如妈妈聪明，但是你比较厚道。”时间长了，陶斯亮就跟爸爸特别亲，总说自己是个“爸爸派”。曾志大概一个星期回来看丈夫和女儿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她管教陶斯亮似乎更严格，更富有理性。如果看到女儿有一盆衣服没洗，就算半夜12点也得把她叫起来，把衣服洗了再去睡。父亲为此心疼得不得了，但又敢怒不敢言，想帮女儿一把却总被妻子制止。曾志原来有专车和司机，但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她拒绝使用公车，而是每次从家里走的时候让女儿用自行车带她去坐公共汽车。陶斯亮特别不愿意，总觉得不好意思，每次碰到同学就赶忙让母亲下去，自己一溜烟地往回骑，连母亲在后面的叫喊也不管了。时间一长，在陶斯亮的心中，总认为自己是父亲带大的，记忆中丝毫没有母亲的温存。

　　曾志似乎本能地讨厌缠绵，从没有像陶铸一样拥抱、亲吻过女儿。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情感的性格。由于母亲的影响，陶斯亮从不对母亲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俩只是在默契中传达情感的信息。曾志晚年时，常常冲着电视机问陶斯亮：“亮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后，有一天陶斯亮的女儿阿妹来看姥姥，陶斯亮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题目是：“如果让你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阿妹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个坏男孩儿！陶斯亮自己说，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母女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陶铸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女儿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她学医。当时的陶斯亮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她拗不过父亲。1962年陶斯亮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陶铸对她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女儿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上海军医大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刚进校的时候，陶斯亮的发型、说话和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第一次从解剖室里出来的时候，她吓得腿直打颤，是同学搀扶着她回到寝室，但最终，她还是慢慢开始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这种严格的新生活。后来，她甚至可以胆大地提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以后又年年被评为五好标兵，毕业前夕还入了党。

二

　　指点江山，有无数雄英俊杰。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螳臂挡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　　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陶铸《满江红·赠斯亮》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远在上海等待分配的陶斯亮根本无法预知，她和她的家庭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此时，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中央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自己的对手邓小平，但她很快就发现陶铸与她根本不合拍，甚至没多久两人之间就爆发了直接冲突。于是，在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四人帮”对陶铸下手了。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新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