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斯亮为母亲送行到广州中转时，这对母女听到了陶铸在合肥去世的消息。当时的曾志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问，我们能去看看吗，结果是不允许。陶斯亮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任泪水肆无忌惮地奔涌。她不敢哭出声音，她知道别人看到会说她们跟父亲划不清界线。此时她觉得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真是悲哀，还不如一般的老百姓，再怎么穷，亲人去世的时候，总还能在身边。很久以后，听一个一零五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一直喊“亮亮，亮亮”。陶斯亮清楚地记得，那是1969年的10月30号。

　　父亲的遭遇给了陶斯亮最直接的打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政治疯狂的岁月中，冲击往往是针对整个家族而非其中一人。白天，陶斯亮要跟着人家喊口号：“打倒刘邓陶”，但每次喊，她都是光举手，不出声。除此之外，她每天还要七八个小时坚持在手术台上。在1970年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晚上，陶斯亮点着煤油灯偷偷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祭文，然后自己在棉衣里头戴了一个黑纱，又跑到晒谷场上去悼念父亲。她觉得这篇祭文是她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章，里面满含着感情，她觉得以后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文章了。

　　1968年和1970年，陶斯亮先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母亲则在广州的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志多次希望能和女儿团聚都没有成功。直到1972年，这一愿望才终于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曾志和陶斯亮一起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经过了无数悲欢离合后，这一对母女终于过上了一段平淡而安稳的日子。

　　1973年，曾志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回北京看病。毛主席通过汪东兴安排她们一家人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有很多老同志获得平反，于是陶斯亮母女俩也开始四处奔走，争取为陶铸平反。那几年，陶斯亮觉得生活所有的意义，就是为父亲平反这件事。每天一下班，她就去图书馆翻30年代的报纸，再不就是串联陶铸当年在南京的那些同坐监狱的人，让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况，然后就写材料，一份一份地抄，再一份一份地送。她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是自己生命惟一的目的。 后来邓小平复出，陶斯亮和母亲一起找到邓小平，希望解决陶铸的平反问题。到1978年12月，陶铸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哀悼仪式，有几千人参加。那天，陶斯亮一滴泪都流不下来了，听着隆隆响起的哀乐，整个的人都麻木了。她觉得很茫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下一步该怎么活着。

三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

　　——陶铸《松树的风格》

　　1973年回到北京后，陶斯亮一家住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6号。曾志在“四人帮”倒台后复出担任中组部副部长，1984年从岗位上退下来，开始全心全意担负起妈妈和姥姥的职责，照顾了陶斯亮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在陶斯亮的眼中，母亲总是在厨房忙碌，她节俭，辛苦，操劳。陶斯亮告诉我：“饭桌上妈妈总是带头吃剩菜，多年来，没见她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后来，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恍若两人。她去菜场买菜，人们都以为她是我们家的老保姆。有一次我们先后到广州参加一个活动，我到机场接她，见她穿一件旧上衣，一条格裤子，一双小红皮鞋，样子怪怪的。我就问她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她说，鞋子是阿妹丢到垃圾桶里她捡回来的，一点都没坏;裤子也是他们准备扔的，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 陶斯亮说，我越来越能体会母亲深沉的、博大无边的爱，无论我多大年龄，我走到哪里，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我那不会缠绵、不会用语言表达爱的老母亲。

　　母亲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进了医院。娘俩常谈些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她们谈得最多的是父亲。每当这时，曾志积淀几十年、埋藏很深的感情，就会不经意地流淌出来。“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我做梦老梦见他，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

　　母亲去世以后，陶斯亮感觉这个家一下子垮了。在母亲被拉到太平间的时候，陶斯亮放了一束百合花在她的枕边，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她一辈子没有亲过母亲，母亲也没亲过她，这一个吻让这对母女的情感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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