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边劳动还要一边心里念着书。这不是说我站得有多高看得有多远，预见迟早有一天我还能重返舞台，我可没那个眼光。为什么要备课，就是为了消磨时光。两头不见太阳，大长的时间，没完啊越想越不会干农活，简直苦恼得要命就算熬过这一天，也不知道熬到哪年哪月。后来一想，干脆利用这机会背书得了，这样可以占着这个脑子，不想别的
事。
这一招果然有效，我也不说话，咱就干活，一下地，我就背书，一点一点想我当初怎么说的，一段一段怎么说的，说完一段又一段，不觉得这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再干，我心里想着事了，就不觉得苦恼了。日子就是这么着过来的。所以一平反，我就立马能上台了。有人就说：“这么多年不说书，你怎么都没忘，你这脑袋太好使了”我说我脑袋并非好使，这些年我也没闲着，我一直捣鼓着这些事，所以才没忘。
挨批斗那时，我也很难熬，我就想起说书里面的那些事，古人做大事的也好，英雄人物也好，难免磕磕碰碰，遇上很多不顺心的事。过去说书常说这句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两句话老那么说，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不要悲观失望，也不要一蹶不振，应当挺住人就是要坚强身体是主要的，有身体就有一切，身体垮了，将来什么也看不着了……想这些事情，也就无形之中给了我勇气，才能够生存下来。
应该说我的经历给我的说书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咱们说书常说一句话：“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人都是从吃亏失败之中摸索的经验。我历经的这些磨难，对看事情、看人，都好像长了不少知识似的，再看就不像那样了。我落实了政策以后，也四十好几了，过了不惑之年，所以特别高兴的事，没有；乐得手舞足蹈、失控的事，没有。得乐的事，点到为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淡然处之。
有人说我身上还有老一辈艺人的东西，我想我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跟我父母的严格教育有关系。父母和老师一再告诫，做人首先把“德行”二字搁在前面。
我并不聪明。有些人说你脑子真好使记了那么多部书，而且都不乱套，多少年一张嘴就来。这个算不了什么，人人都做得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真逼到这个份儿上，叫你记，你也照样记得住，你甚至比我记得还扎实。
说评书，看着容易，做着难。小小的书台不高，登上这个台随心所欲，说古论今，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练评书没有费劲，我从小在这个世家长大，看的听的都是这个。我家来的客人没有什么高人贵客，大部分都是同行，不是说书的，就是搞快板的，他们坐在一起除了说说笑笑之外，更多的是探讨艺术。你那段书没有说好，我这段书该怎么怎么说，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经过这样的耳濡目染，点点滴滴，脑子里头有了很厚的积淀，等后来我下决心干这一行，就差着那么一点，这一层窗户纸没有捅开。只要是登台了，把这张脸拉下来了，豁出去了，肚子里有什么货就可以倒出来，这一层窗户纸就捅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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