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单田芳，那可真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那老辣、粗粝而又平和、练达的嗓音，每天都回响在全国数十个电台中。有人说，单田芳的声音中有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而他的人生，就像一株久经风雨的大树，枝杈婆娑，绿叶纷披，在嶙峋粗壮的树干上，印有一个中国艺人的人生轨迹，刻有一段中国历史的蹉跎岁月。

　　母亲是说书的，我差一点就生在母亲说书的台子上。小的时候是伪满洲国，从我记事 的时候，几乎天天轰炸。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个“怕”。

　　要说我这一辈子，遭罪可大了。母亲是说书的，别的妇女怀了孕，那早就休产假了，等着娃降生，可是我们家呢，就想多挣点钱，将来留点积蓄。眼看就要生我了，还要上台呢。我母亲说着说着书，突然肚子一阵绞疼，这才马上下台，大伙儿就赶紧往家送，送到家里头就生了。外面鹅毛大雪下着，我在老房子里呱呱落地。

　　小的时候是伪满洲国，从我记事的时候，几乎天天轰炸，老往防空洞里钻，整日里心惊肉跳，一见着日本兵，身上就发冷。那时作为老百姓，不准吃大米白面，伪满洲国有明文规定，你这等人只能吃粗粮。记得有一次正吃大米饭，警察来了，大人们马上把锅盖盖上。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一个“怕”。

　　说书是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几辈子没有离开这个行当。常言道：“在行恨行”。我母亲没想过让我继承她的手艺，认为干这个没有地位。虽然我们生活宽裕些，但是属于“人下人”，是人家欣赏的一个“玩物”，你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我父母那会儿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我母亲说：“你好好念书，将来考法政大学，法政大学出来的都是法官，都是做阔事的，也省得咱们家叫人欺负，咱也得改换改换门庭！”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解放了，本来都挺好的日子，没想到我父母离婚了，剩下我祖母带着我们，生活非常艰苦。我一边学习，一边卖苦力，挣俩钱贴补家用。到了1952年，艺人的地位跟旧社会已经截然不同了，新社会搞文艺工作的人地位很高，挣的也比较多。用孔老夫子的话说：“命也夫。”转了半天我也没转出去，到底还是干这行了。

　　人都是从吃亏失败之中摸索的经验。我历经的这些磨难，就好像长了不少知识似的，咱们说书常说一句话：“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得乐的事，点到为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淡然处之。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因为家庭的原因和我个人的原因，每一次我都是“运动健将”，每一次运动都离不开我，大运动小运动，总得把我捎上。常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背心都脱不下来。好心人就偷偷对我爱人说——不敢直白地说，像走漏敌情似的：“你给他准备点镇痛片吧。”我老伴就知道我在那里头是受了罪了，所以就给我送很多止疼药、镇痛片，还拿过云南白药。后来背心粘到背上了，我就利用洗脸的机会，捧水往身上撩，好往下脱，要不然衣服都脱不下来。

　　肉体的伤害是次要的，主要是心灵伤害太大了。政治生命没了，由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降到四类分子，人人可以监督你，人人可以管制你，你就不是人了，是“阶级敌人”，给你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种伤害简直太大了。我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摘了这个“帽子”，我能跟平常人平起平坐，我能理直气壮地笑，那我就满意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