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的文字，有着鲜明的女性特点。这不只是因为她身为革命队伍里的女性，和其他女同志，包括高级领导的夫人们，有更多的交往，还因为她叙述的细节更能体现女性的特殊视角。她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但对金戈铁马、政治风云，却很少直接着墨。相反，她写了很多吃饭穿衣，儿女情长，以及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方面，正是以往历史记载的薄弱环节，却又是复原历史氛围的基本元素。从中以小见大，更能体会历史的真谛。

　　通过这本书中，我不光看到沈容是一个老革命，老干部，老记者，老导演，更看到她是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女儿的母亲。说家常话，讲亲情事。她的悲欢，是自家事，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悲欢的一个缩影，是大历史的一个侧影。

　　沈容是记者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她笔下，对象保持着原貌，没有被罩上神圣的光环

　　沈容出生于江南一个世代为官的大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她还是中学生，就参加革命，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念书，到新华日报当记者，都受红岩村周恩来领导；国共和谈期间，在军调部叶剑英手下做翻译；和谈破裂后，她到山东解放区采访过刘伯承、邓小平；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见过；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乃至蒋介石、沈钧儒、贺龙、廖承志、林彪、江青，中国政治舞台上各路风云的人物，她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和目睹。

　　比她年轻的，很难有这种经历了；比她年纪大的，往往又没有精力写作。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讲述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出版物并不少，但多是取自二手材料。由当事人自己撰写或口述的，不是很多。有可能接触和叙述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本身就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回忆录当然受重视。但他们发表文字，比较谨慎，往往按照一定的口径精心过滤，一些历史细节被筛选掉了。史学家注意到，有一些领导干部的回忆录，不是出自本人的手笔或口述，而是秘书人员抄自别人的文字，某些史实并不准确，以讹传讹。

　　第二种，作者是高级领导人身边的服务人员，他们和领导人有近距离接触，由他们讲述的故事，细节比较生动，颇能吸引读者。但也有一个局限，都是仰视的角度。一些体现历史深层的东西，由于史识所限，被忽略了，或由于感情支配，被回避了。

　　第三种是外国记者，他们有平视对话的角度，发表时也较少拘束，其史料价值更高。但采访过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外国记者毕竟只有有限的几位。

　　沈容是记者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她观察和叙述的角度不同于前两种人，而与第三种接近。在她笔下，对象保持着原貌，没有被罩上神圣的光环。沈老告诉我，那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文字本来不准备出版，只想让女儿看看。发表和出版纯粹是动员的结果。这种放松的心态，有利于秉笔直书。红岩村、西柏坡、钓鱼台，这都是高级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大众传媒和文艺作品里，已经变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前些时候，举行西柏坡展览，请一些老干部去参观，沈老去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虽然有好几个老同志，但四十年代末真正经历过西柏坡现场的，就她一个。讲解员的说明词中，哪些地方回避了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她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脑海里保存着现场的原汁原味，笔下的人物也就有了人间烟火气。这种视角，也构成了本书的独特价值。

　　那些不相识的读者，只能目送沈老的背影，一个已经远去但长久不会消逝的背影

　　去年夏天，书刚刚编成，沈老就病了。开始，我听说医生诊断为良性肿瘤，也就放了心。

　　沈老文章的独特价值，已经为有识者发现。《南方周末》往事版，连续发了三篇，《文汇报》也发了一篇。十月文艺出版社，也在为这本书精心设计。直到不久前的一天早上，丁宁给李普老去电话，讨论版税方面的细节，方知沈老已经于当日驾鹤西去！沈老的大作，还未面世，已成绝唱！怎不让人扼腕叹息！

　　我相信，沈老这本书，不但会引起许多老友的共鸣，还会引起更多的不相识的读者感慨。可惜的是，那些不相识的读者，已经没有机会与沈老本人交流。他们只能目送沈老的背影，一个已经远去但长久不会消逝的背影。

　　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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