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菲

　　毫不夸张地说，一套《自然科学通俗读本》，改变了整个人类对世界的看法。

　　1892年，一位电器商的儿子偶然读到了这套丛书。这个13岁的犹太男孩意识到，他原来从《圣经》上知道的那些故事是假的。后来，他写道：“这滋长了我对一切权威的怀疑 ，对周围社会确实存在着的信念完全抱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13年后，这个伯尔尼专利局的小职员，在《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长达30页的论文。这便是他对“相对论”的最初思考。随后，他开创了理论物理学崭新的前景，从而结束了古典物理学的统治时代。爱因斯坦，成为集“天才”、“权威”和“偶像”于一体的符号。

　　为了纪念“相对论”发表100年，联合国将2005年命名为国际物理年，很多国家顺手改为“爱因斯坦年”。

　　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在乎这些。他总是报以孩子般的微笑。“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16岁时，他便找借口离开了半军国主义教育的高中，一年后，主动放弃德国国籍。他回忆说：“依我看，学校若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他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于是去了意大利，又到了瑞士，在那里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1902年，申请大学物理教职未果后，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谋得了一份三级技术鉴定员的工作。他很高兴，因为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

　　“广义相对论”发表前一年(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份“德国文化界宣言”的出笼，将当时的德国皇帝吹捧为“世界和平的卫士”。共有93位文化名流签了名———但没有爱因斯坦。他分庭抗礼，与哲学家尼古拉共同起草了充满深切忧虑的《告欧洲人民书》，呼吁欧洲科学家竭尽全力，结束这场人类的大屠杀。

　　没有几个人签名，也找不到报纸发表。后来，在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似乎各国的科学家……都丧失了理性。”

　　1933年，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接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称法西斯纳粹为“命令主义的强权统治”，并公开揭露希特勒的暴行。而那时，世界各国还对和平抱有最后一丝幻想。纳粹党对敢于顶撞他们的这位学者恼怒至极，没收了他的别墅，冲进他在柏林城内的住宅，将所有值钱的东西卷走。

　　他本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但形势使他改变了。1939年，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建议盟国加快对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实验———这正是他的“相对论”所揭示的质能关系的产物———以对抗德国对这项武器的研制。

　　这是他惟一一次为了对抗一个权威而求助于另一个权威，铸成“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

　　1948年，他在《致知识分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的武器去用于残杀。”

　　1955年4月，老人76岁，住院了，休息片刻后，立刻叫人取来纸笔，继续起草他最关切的制止原子战争的文件。在那份未完的札记里，他满腹失望：“到处弥漫着的政治狂在寻求他们的牺牲者。”

　　面对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很平静，早就立好了遗嘱：不进行任何悼念，不要祭辞，不立墓碑，骨灰随风撒在一片秘密的大地。

　　(编辑：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