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榦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榦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劳榦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