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弘

1929年担任北大教授的罗昌

　　1929年9月的一天早上，天高云淡，秋风送爽，位于北京沙滩儿的红楼前面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刚复校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新学期伊始，放完暑假的北大学子们纷纷夹着书本，前来教学楼选修新课。同学们久别相逢，都显得十分兴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除了相互问候之外，大家的脸上都透出了一股对于新学期的热切期待。

　　此时，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戛然停靠在北大二院的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一位方头大耳，略显富态的中年人，他看上去大约有四十六七岁，理着一个具有北京特征的寸头，目光炯炯，身上穿着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腋下却夹着一只黑色锃亮的西式大皮包。下车后，他便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走进红楼的大门，身后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好奇目光。

　　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康有为的爱婿，康同璧的夫君，刚刚接受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奇的邀请，前来英文系开设拉丁语课程的北大新聘教授罗昌。

　　仕途芳心双获

　　刚来北大任教时，罗昌年纪并不算太大，但却已是一位履历丰富的资深外交家、法学家和退休政府顾问。他平时总是一副传统保守的中国文人打扮，然而在课堂上脱口而出的却是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带有牛津口音的英语。罗昌说话时声音嘹亮，中气十足，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余音绕梁。英文系的学生们都喜欢听这位博学教授的讲课，然而更使他们感兴趣的却是这位新教授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和罗曼史。

　　罗昌，字文仲，祖籍虽然算是广东宝安县人，但他于1883年出生于檀香山一个殷实的华人家庭，从小就接受了当地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期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创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所以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和法律，并在那儿获得了文学士(B.A.)的学位。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到了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中国革命志士，并且成为了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忠实信徒。1904年，康有为在海外流亡过程中来到了欧洲，他远在美国的二女儿，即那位才华出众并对父亲极其孝顺的中国早期女留学生康同璧，乘暑假特地远涉重洋，前来欧洲陪同父亲访问丹麦。恰好也开始放假的罗昌获悉恩师已经到了欧洲，正在丹麦访问，便立即从牛津启程，匆匆赶到哥本哈根跟康有为会面。这对属于忘年之交的师生在异国他乡重逢，倍感亲切，相叙甚欢。随后他们三人结伴渡海，前往挪威旅游，一路上吟风弄月，其乐融融，大家都陶醉在了天人合一的大自然美景之中。正是在这次旅行当中，罗昌这位风度翩翩的牛津才子博得了那个自称为“支那第一人”的留美少女康同璧的芳心，从此开始了一段跨越大西洋的浪漫爱情。

康同璧

　　从牛津毕业以后，罗昌旋即回到国内，在京师参加了专门为回国留学生而组织的科举考试，并且获得了举人的头衔。1912年，他受聘成为首届民国政府中交通部长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和外交生涯。1915年，他被民国政府派往山东，出任专门跟德国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外交专员。从1919至1924年间，他分别出任了驻新加坡、伦敦和渥太华的总领事。此外，他还于1923年分别兼任了甘肃省省长的法律顾问和民国政府交通部的顾问。1927年，他又分别担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内阁的顾问，并于同年获得了四等嘉禾勋章的嘉奖。他的语言、法律和外交才能在这段时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仕途生涯可谓是春风得意，前程远大。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