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台湾黑帮已经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街头地痞流氓形象，而是全面渗透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人员素质也越来越高，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后，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击下，为了求得生存 ，开始改变原来的运作模式，采取了“以企业养帮会”的模式，其组织开始向企业化方向发展。“四海帮”是台湾最早将黑道“企业化”的帮派，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集团，其经营的事业非常庞大，包括期货、投资公司、房地产、餐饮业、娱乐业和建筑工程等众多行业，财力雄厚。许多“大哥”级人物如赵京华、蔡冠伦、蒋启弼等均拥有多家企业。另一著名帮派“竹联帮”也形成了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财团组织，其经营事业范围甚广，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

　　同时，黑社会势力开始向政界渗透，即通过“漂白”进入政坛。开始时黑道人物往往是通过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为政党拉票、威胁其他候选人的方式干预选举，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后来，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他们开始自己出来参加选举。1995年底的台湾“立委”选举中，“天道盟”的创始人之一罗福助出来竞选，结果竟以高票当选，引起岛内极大震动。

　　罗福助当选“立委”只是反映了台湾黑社会参与政治的冰山一角。实际情况的严重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相关资料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立委”、“国代”在内的500位“中央民代”中有25到50位有黑道背景，县市级850多位“民代”中，有286人有黑道背景。此后，台湾当局虽然通过了“反黑条款”，禁止黑道人物参选，但他们仍可通过各种渠道向政界渗透。可见，黑道参政在台湾已是积重难返，要想杜绝非短时可竟之功。

　　黑社会转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成员的知识层次提高。这也是否为了更加便利地向商界、政界渗透的需要。为了收高学历者，有的黑帮组织甚至在校园里开设香堂，吸纳帮众；同时要求年轻帮派成员一定要拥有高中、职高以上的学历，“即使混也要混到毕业”。更有甚者，一些黑道势力订有“助学”制度，设有“奖学金”，甚至还有安排帮派成员赴美深造取得学位的计划，这些成员在“学成归来”后，均会被授予薪资优厚的“护法”等职务。

　　谁之过

　　台湾当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动了一系列的“扫黑专案”。但是，黑社会组织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呈愈演愈烈之势，原因何在呢？说到底，是在于台湾的政客们和黑社会势力形成了权力共生关系，相互利用，狼狈为奸。

　　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各个候选人及政党在胜选压力之下，想赢得选战，既要靠候选人的形象与文宣，也要仰赖人际关系与贿选。上世纪80年代“解严”后，选举次数及人数激增，国民党为了确保其执政优势，反对党为了确保能当选，都逐渐与黑道挂钩，援引帮派势力进行护盘，以获得胜选。1993年6月7日，李登辉就曾经在“总统府”秘密会见洪门总会的12名山主，寻求支持。而帮派分子也乐于与政客挂钩，除了可分享实质利益外，更可借政客所掌握的政治势力，作为逃避治安单位取缔及从事特定经济活动的保护伞。于是，双方形成了相互利用、利益共生的关系，形成了台湾社会屡为人所诟病的“黑金政治”。

　　民进党在野时，将“反黑金”作为一个主要诉求来对抗国民党，但是一旦掌权，其“黑金化”程度比国民党当权时有过之而无不及。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在“连宋配”声势稳定、民调支持率持续领先的情况下，急于“拼连任”的陈水扁饥不择食，年初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各县市“考察”，明里暗里猛挖国民党的墙角，其所见之人不少是黑道老大，或与黑道关系密切。

　　投桃报李。由于当权者需要得到黑社会势力支持，所以，人们不但很难看到台湾当局“扫黑”的决心，相反，却经常看到当局官员对黑帮分子恭敬有加的场面。2004年7月17日，台北市黑帮“牛埔帮”老大张乃富去世，陈水扁和吕秀莲还公开赠送挽联，许多“立委”都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台“立法院长”王金平甚至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讣闻上蓝绿阵营各党派的主席也都榜上有名。这种情况让台湾警方相当尴尬。“扫黑”扫到这种地步，台湾社会越扫越黑，也就是预料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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