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几年前也曾经在“爱棠”大院内住过，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包括张春桥的孩子都曾经是小学或中学的同学。前不久，一些同学还围在“爱棠”大院西边的公寓门口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张蓉蓉都在场。于是，我们几人马上去找了张维维，她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柯老和他们的家，“赤卫队”确实来敲过门，当发现是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以后就退了出去……

　　我们了解所谓抄家的真相后，马上就赶回去拟了稿子，由我哥哥刻蜡纸，我来印刷。因蜡纸质量不是很好，只印了四五百份，标题是“紧急辟谣”，字写得很大，用铁笔将标题描得很粗，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我们还将张维维的讲话照原话的意思写在传单上，在“爱棠”大院康平路大门附近散发。

　　王洪文一伙为掩盖罪责

　　发表《联合声明》

　　张维维辟谣的内容传开后，王洪文一伙慌了手脚，为了继续蒙蔽欺骗群众，掩盖罪责，他们伙同“上海炮司”、“首都三司”等组织在1967年1月3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的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他们不敢再提“赤卫队”抄过张春桥的家了。12月29日，曾参与“康平路事件”的“红革会”常委劳元一等人到张春桥家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们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同一天，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曾去张春桥家看望李文静，李文静也亲口对他说：“开始‘赤卫队’有几个人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坐，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有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于文兰(柯庆施的夫人)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了出来，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张春桥的老婆和女儿都否定了“抄家”的谎言，随着“紧急辟谣”传单内容的扩散，人们议论纷纷。张春桥听说上海发生的事情后，马上打电话给李文静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在“辟谣传单”出现的第二天，当我再次路过“爱棠”大院门口时，看到康平路大门的东侧贴出一张用毛笔写的、只有半张白报纸大的大字报。我走到大字报的前面，只见上面的内容是：“声明：近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曾长时间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署名是李文静。在张春桥的指使下，李文静的大字报没有用“抄家”的字眼，但它的险恶用心却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

　　“康平路事件”以张春桥等人利用“抄家”的谣言指挥“工总司”等组织打垮了“赤卫队”告终。一个月以后，张春桥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以后更是青云直上，但是，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赤卫队”一案进行复查，决定撤销“四人帮”控制的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对原“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的判决，给予彻底平反。中共上海市委宣布推翻强加在“赤卫队”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历史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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