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条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康平路事件”

　　文／范卫平

　　在各类“文革”史及各种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到过38年前“康平路事件”中曾经出现一张“紧急辟谣”传单，但说法并不一致。我是这张传单刻印和散发的历史当事人。以下是我所了解的当时的情况和我所经历的这一张传单出现的经过。

　　张春桥阴谋策划

　　“康平路事件”

　　1966年底，上海西区的康平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12月28日，号称有80万人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了约2-3万人涌进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本来“工总司”、“机联站”等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对“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一事都认为是“‘赤卫队’要找曹老头算账”，是上海市委和“赤卫队”之间的矛盾，因此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没有当作什么大事。

　　但是28日夜里，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和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后，29日早上李文静打电话给徐景贤，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的果实夺走了。

　　张春桥通过李文静向徐景贤传达他的指示后，仍不放心，又从北京“调兵遣将”。28日夜，张要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工总司”最大的“实力派”头目耿金章，说张春桥要你马上回上海，上海发生了紧急情况。耿问有什么急事？秘书说：你不要问了，回上海你就知道了。于是，次日耿急忙乘飞机回来，一到上海就充当了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

　　28日深夜，张春桥还打电话给王洪文，命令王洪文等立即调动人马，和“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声称市委有抛出曹荻秋、达到既保市委又支持“赤卫队”、缓和整个局势的阴谋，要警惕陈丕显和“赤卫队”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而得来的胜利果实。

　　29日清晨，“工总司”、“机联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开会，成立了对付“赤卫队”的“联合指挥部”。到下午时，已调来十几万人，他们在“爱棠”大院周围装了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嚷“‘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为了煽动暴力冲砸情绪，他们调来一些宣传车，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谎言，制造紧张气氛。到晚上10时，在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已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情况。

　　30日凌晨2时左右，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手持木棍、皮带等打人凶器，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木棍和皮带齐下，还把拆下来的桌椅脚也作为打人的凶器。一直到早晨6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指挥下，“赤卫队”被抓300多人，重伤当场送医院的达91人，2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缴下的袖章有六大堆。

　　这是自“文革”以来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以后仅仅1个星期，1967年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月16日，毛主席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时，《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的开始。

　　为揭真相刻印《紧急辟谣》传单

　　1966年，我只有15岁，被班里的同学推选到北京去大串联。在北京，我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在北京时，我看了许许多多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这个部长是“黑帮”、“走资派”，那个党委书记是“叛徒”、“特务”。传单上到处是“中央文革”的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在点名，我只觉得自己被卷进了社会的急流，并不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串联结束回到上海，已是11月底，我感到上海的气氛有点儿不对了。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成了“老保”组织，有点抬不起头来，于是我和另几个学生一起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