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的同志及时将情况汇报给新四军的首长们。二师的同志根据邓子恢主任的嘱托，来铜城将父亲被捕、组织上正在积极营救等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和祖父立即与来的同志一起将存放在家中的物资迅速运走。一家人都急切地等待着营救父亲的消息，却忽视了我染上伤寒病的大弟(当时已经10岁)，他因贻误了治病时机而病逝。不久，组织上派人带着 二十四根金条去扬州找青帮头子王老太爷联系(组织上曾允许父亲拜此人为师，主要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请他出面设法营救我父亲。王老太爷亲自到镇江疏通关系，将父亲营救出来。

　　出狱后，父亲异常惦记还在敌人手里的那批军工物资和药品，根本顾不上养伤，他四处筹款，拿出家中祖传字画和积蓄，多方面打通敌伪关节，竭尽全力去疏通关系，终于从二鬼子手里把那一批物品全部买了出来，运回新四军路东办事处。为此，张云逸、邓子恢、张爱萍、方毅几位首长会见并宴请了他。席间，张云逸副军长说：“陶震生同志死里逃生，而且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来，立了奇功。”首长们对父亲在完成采购任务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甚至是危险，都能随机应变、化险为夷，赞不绝口，称他是“铁嘴钢牙”的陶震生。父亲却说，为了抗战，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再好的家传物品都没有新四军需要的物资贵重。确实，父亲的诚信和机智在新四军首长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是最为突出的。

　　1945年春，邓子恢主任派父亲再次去上海采购军工物资。考虑到工作的安全，邓主任指示他带上一个大孩子做掩护，并指示对孩子做好保密教育。为此，父亲决定带我去。父亲对我说，你是为了掩护我工作而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对任何人讲。我就是这样随父亲走上了为新四军采购军工物资的革命道路的。

　　到上海后，父亲租下了跑马厅附近一处楼房的两间房子。每次来人谈工作，我都在楼下放哨。父亲出去接头时都带着我，因为我不引人注目，机密的采购物资清单就缝在我内衣里。那时，父亲每次采购好一批物资都要亲自送回根据地，我们的住所就要变动一次。为了更安全起见，父亲托人把我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私立中学读书。

　　我在私立中学名义是读书，实际上却是等待着父亲随时找我出去工作，有时还要随他去南京。我很少与同学交往，从来不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外游玩。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经常一个人到上海的闸北去送信。我的学业始终是断断续续的。1946年6月，父亲运送军用物资到师部，并随军北撤到淮阴，到新四军军部后，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在镇江坐牢受刑留下的喘病发作，高烧不退。首长们非常关怀，请来医生为他诊治。病情稳定后，邓子恢主任让他在沪宁一带继续采购，我跟随父亲为新四军采办物资的工作直至1948年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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