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文、严农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

　　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

，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

　　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沪宁探访，即趁机拜会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竟影响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三八”妇女节，二十六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事在当时很轰动，比赵丹、江青(蓝苹)等人的集体婚礼早一个多月，在湖南的影响并不低于赵丹他们在沪杭的影响。当时湖南的封建势力很强，社会舆论压力很大，特别是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是，严怪愚不向反对势力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而主办当局亦刻意选择象征妇女解放的“三八节”为他们举办集体婚礼。

　　鲁迅悼文引起论战

　　婚后，严怪愚更是全力投入独立的长沙《力报》的工作。可是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任采访主任的他与主编陈楚率先在《力报》开专栏悼念鲁迅，使许多其它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得以在《力报》发表；并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因为这张报纸创刊时曾声称“拥护中共”，此举深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

　　刚好，随后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实行与《力报》唱对台戏。他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

　　严怪愚马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罗心冰以他的老资格，万万意料不到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

　　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前，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去到徐州前线，进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了抗日军队的业绩，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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