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丑闻险遭杀身祸

　　1938年底，严怪愚又到了大后方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府建议“和平”，实是对 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的丑闻，使中央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消息，免得家丑外扬。

　　当时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国府不准报界披露，慑于当局威势，各报也一时不敢将消息见报。当时中共的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乃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怪愚虽无党无派，却有一腔民族激愤。他还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有责任揭露汪伪真相，就是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长沙《力报》。

　　第二天清晨，这篇电讯在《力报》以头条刊出，东南一隅倾刻哗然，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激愤的军民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当局由于疏忽，让《力报》漏出这个消息，想抓严怪愚不得，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只好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陷党国，已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但是，纸包不住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迅速传开，国府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几天后就由中央社和各报报道汪精卫叛国丑闻，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严怪愚及《力报》也因此幸免于难。

　　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一时没奈他何，只好对他威迫利诱。某些大人物给他种种承诺，有些更是送钱送礼，但他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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