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
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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