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公审”

　　增加冯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 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他们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做不得主。

　　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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