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漱溟

　　前言：《我生有涯愿无涯》一书，大抵是由梁漱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

梁漱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接连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像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助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8月3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托，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庭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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