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了，反林彪的人仍然有罪

　  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赵副师长（笔者去赣州查访时，这位副师长已调任福建三明军分区副司令员）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于是， 李九莲被抓进了插翅难飞的监狱。

1971年 9月 13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出逃并摔死于温都尔罕了。按说，这时不但应该立即开释李九莲，而且应该大大地赞扬李九莲，并向她正式赔礼道歉才是。但是，历来干了错事、坏事从不认错的当权者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样做，他们就觉得这会丢了他们的面子，降低了他们的威信，不利于继续作威作福、发号施令。

他们向李九莲严密封锁林彪出逃的消息，继续把她关押了将近一年，直到 1972年 7月，才把她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待态度好，出身好，年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

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这样处理，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了牢门。她回家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赣州，到了毛泽东当年搞农村调查的兴国县的画眉坳钨矿，山上山下地挑矿砂，每月工资 16元。

很快，严酷的现实又一次使她大失所望：敌伪时代的矿警等人可以参加工会，她这个年轻、出身好的却没有资格；三年零八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却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员，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荒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经别人介绍，她同意嫁给一个因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三十五六还没找到对象的光棍汉，这个光棍汉却在众人之前嘲笑她：宁可讨一个破鞋，也不要她这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的黄花女……

诸如此类的刺激与屈辱，使这位姑娘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要求改变这个是非颠倒的结论。

1973年 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了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三个多月，一位负责人对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多次通过正当途径申诉无门的李九莲，不得不请一些同学，帮她写出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对矛盾”的结论，为她的三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他们还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或称“李调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并在群众集会上，与地委书记杜昭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地委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齐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罪名，于 1974年 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

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件事理应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程世清随着林彪倒台之后，有人又一次打电话，请示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毛泽东的这位老资格警卫员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有了陈昌奉的撑腰，赣州地委的腰板更加强硬了起来。他们指责兴国县委没有党性，犯了原则性错误，随之派人去兴国县，把李九莲押回赣州。 1975年 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公然以兴国县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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