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把信递过去，一边接着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国当局无意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加以忽视。”

　　宦乡当即回应道：“我必须向高来含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 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的关系的改进。”

　　宦乡的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直说得高来含面红耳赤。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很显然，在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含糊、妥协的。

　　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外交部及北京市军管会决定按照既定的方案行动，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也在1月10日率团前往莫斯科。

　　1月13日，毛泽东自莫斯科来电指示：“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接到毛泽东指示的当天，北京市军管会即通知柯乐博，接收兵营的行动将于次日上午9时开始。

　　征收行动开始

　　1月14日上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原计划开始接收行动。

　　上午9点40分，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美方最先露面的是原领事馆副武官包瑞德。他在门口晃了一下，赶快把柯乐博叫了出来。柯乐博原来以为军管会会“大兵压境”，出来一看，没想到就来了这么几个人，惊讶之中，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军管会代表首先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军管会之命令，前来接收原美国兵营。

　　柯乐博故作镇静地听完军管会代表的话，然后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称：“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按照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美国人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到军管会去说。所以，在柯乐博提出抗议时，李幻山等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命他带路来到与美国前领事馆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大院。

　　进入大院后，李幻山允许柯乐博再重复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柯乐博显然有点心虚，吭哧吭哧地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也许是太没自信了，说完之后，赶紧扯过身边的随从悄悄地问道：“我现在说的和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同没有？”

　　随从说你说的没错，还是刚才那些话。柯乐博这才踏实了些。

　　这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柯乐博被噎了回去，心里窝火，表明上却强撑着，以免有失风度。

　　军管会代表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发现已经通知这么多天了，可是美国兵营的院子里，却连一点要撤离的迹象也没有，显然是不想动弹。

　　于是，李幻山指着院子，非常严肃地对柯乐博警告道：“柯乐博先生似有意违抗军管会的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乐博先生负完全的责任！”

　　此时的柯乐博已经没了刚才的气焰，他只好答应：一天之内将院内物品全部搬完，将院子交出。

　　军管会代表离去后，柯乐博真的没敢再拖延，赶忙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

　　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可以看到，严寒之中，柯乐博只穿一件衬衫，指挥一帮人忙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对法、荷等国兵营的接收行动也按计划进行，并于当天下午4点全部结束。只有英国人的兵营稍稍推迟了一些。

　　4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发布第二十九号命令，限令英国方面于本月11日交出所占兵营。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政务院命令：冻结美国资产

　　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外交战略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外交部刚一成立，就由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外交部领事司牵头，会同各省市的外事部门，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外国人的企业分几种情况，有的涉及国计民生，像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如果马上让它关张，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利；有的按我们当时的人力、技术力量，还不能把它取代，比如造船厂、航运船队等等；还有的如果把它赶跑，会造成大批工人的失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开的“颐中烟草公司”。

　　根据这些情况，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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