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飙”之名

　　我在巴西收的弟子有两类，一类是“劳德诺类”的，如同岳不群的二弟子劳德诺，年龄都不小了，以前多少学过一些汉语；另一类是“麦兜类”的，都是乳虎牛犊，以前跟汉语全然没有任何接触，像麦兜投奔黎根苦练“抢包山”一样，跟着我从零开始学习汉语。在“麦兜类”的学生里面，Fabio是“抢包山”技艺练得比较刻苦勤奋且已初见成效的一个模范学 生。

　　按说，我给学生起中文名字的时候都是比较讲究的，姓、名齐全，音、义俱佳，听起来均为标准的汉学家名字，可惟独Fabio的汉语名字我偷了个懒。因为Fabio的葡语发音颇似汉语里的Fa Biao，所以我就顺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发飙”。本来以为这个类似于小名的名字也就是大家在课堂上叫着玩玩，没想到它居然传诸千里且冠冕堂皇起来了。

　　事情还得从我的离去说起。Fabio跟我学了一年半的汉语之后，觉得这门原本像外星事物一样遥远而陌生的语言已经成了自己生命中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了，他无法忍受我走以后巴西利亚就没有汉语老师了的现实，决定跑到北京去学汉语。由于北大等名校的收费超出了他的支付能力，他选择了一所专门的语言学校递交了报名材料。

　　就在我走之前几天，Fabio突然兴冲冲地来找我，说是北京某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他递给我一个国际快递的信封，上面在姓名一栏赫然写着：发飙同学收。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有一张措辞极其土鳖的制式入学通知书，开头居然也是：“发飙同学：你已被我校录取为……”我有点犯晕，问他为什么通知书上没有葡文的名字。Fabio说，在他申请的时候，该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不懂任何一种外语，每个人的注册资料必须全部用中文，Fabio想到自己已有现成的名字“发飙”，就欣欣然把这个古怪的名字给了他们。

　　这个玩笑可开大了，“发飙”二字成了可怜的Fabio今后一年在北京的“学名”了，以后老师上课点名、学校员工招呼他办事都得发飙长、发飙短的了。我叫他赶紧给该语言学校去信改正过来，Fabio说怎么都来不及了，况且，他觉得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我警告他这个“学名”会让他在中国被笑掉大牙，他开始死活不信，但是今天，他就不得不信了——Fabio拿着那封录取通知书去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办理签证，通知书一递进去，全签证处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笑完了之后还郑重地质问他：“我们怎么知道通知书上这个没有附原名的‘发飙’就是你这个Fabio呢？”

　　临行前的絮叨

　　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从巴西利亚出发，经圣保罗、巴黎到北京。

　　这些天收拾行李的进程一再被打断，总有各种名目的送别宴——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开伙做饭了。除了收拾行李、送别、讨债，我还得变卖或者奉送我在这边的一整套家当。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来这里快一年半了，俨然已经有了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家”了。离开这个“家”，总有些丢盔弃甲的感觉，难免有些伤怀。

　　前天晚上，和回国度假的巴西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玛卢女士吃饭。一年半以前我从中国出发的时候，她给我饯了行，一年半以后我从巴西出发，她又给我饯行。“时间不逝，圆圈不圆。”玛卢吃饭的时候跟我感叹。她在中国呆了五年，虽然不会说中文，但是“中国”这个强有力的符号已经永远地闯进了她的生命之中，以后无论在哪里，她都会格外关注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象征物。我也一样，虽然只在巴西呆了一年半，但在这里半枯寂半快乐地广结语缘、人缘、事缘，从此以后，“巴西”这个符号恐怕很难和我的内心世界脱离干系了。

　　在哪里住久了，都会有感情的。巴西利亚虽然乏味，但它也饲养了我一年半。我从小就培养起了一种迁徙中的地域认同：重庆乡下是我的第一故乡，湖北十堰是我的第二故乡，北京是我的第三故乡，现在，我又多了一个第四故乡：巴西利亚。

　　最近我的信箱里老是收到这样的信——

　　胡老师，

　　你好。你什么时候回中国去？我会到机场送你去，怎么样? 你一定有多行李， 是不是？不必打的。如果这个主意引起兴趣，请你打电话给我。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

　　家: 274-8589

　　手机: 9968-5610

　　父母家：577-3591 和368-5060

　　祝你新年快乐，

　　除了感激他们之外，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欣慰。这些写信的人在一年半以前和汉语毫无关系，现在，他们能够写出这样的信来了。这是巴西留给我的最大的纪念品。

　　昨晚，一帮华人孩子在送别我这个“孩子王”的时候，每个人都努力不把失落感表现出来，每个人都在试图找一些并不好笑的玩笑。我知道他们很难受，我也一样。这一年半，我第一次完全和所谓的“文艺圈子”彻底绝缘，在我日常生活中出入的华人都是些贩夫走卒、文盲青年。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和他们之间简单而诚朴的交往，甚至觉得回到北京，我可能会完全不适应任何一种“圈子”了。

　　不多说了，写着写着鼻子有点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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