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万古“河图”如何展开

　　【作者】朴之

　　编者按：作为一部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的写给当代人的通史，台湾知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新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成为近日图书业的热点，也成了一些媒体追捧的对象。但这幅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河图”却未必尽善尽美，它更多地提示我们对中国通史写作问题的思考。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七年前，看到唐德刚先生的一段论史文字，至今仍以为是对中国近代史一个最好的比喻：“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拿到许倬云先生的新著《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以下简称《万古江河》），因为文字上的关联，头脑里首先跃出的就是这样一幅图景。但全书翻阅一过，大河展开的壮阔却被“意犹未尽”的怅然取代。因为这幅“河图”固然有眼光、有笔法，但可惜未能臻于完美之境。

　　《万古江河》之得失

　　作为一部以“中国文化圈的发展为主要着眼点”的写给当代人的通史，《万古江河》内地版的封底列出了本书的五大特点或曰看点，不妨概括为两点：一为对内不仅讨论“大传统”，而且强调一般民众的生活与文化；一为对外注重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与相互影响。作者应是意图通过描述上下、内外的全面发展与互动，展示中国历史文化这大江大河流转的环境、轨迹和方向。应该说这样的理念虽然并非独创，但若能够使其提领一部通史的始终，也足称功德圆满了。而本书的写作情况是，由开端到“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达到高潮，自此以后创见不多。也就是说，当我们随着作者的笔触，看到一个庶民的、亚洲多元列国体系中的中国渐趋形成以后，正在欣喜之中，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满足——作者对其后中国的曲折发展，尤其是步入世界的懵懂和蹒跚并没能给出“发人所未发”的高论。换言之，对于这条大江大河如何在曲折中奔流入海，作者未能贡献新知，其论述当然也并未改变我们既往的认识。

　　作者所失并不在于未能将其理念贯彻始终，而在于未能一以贯之地将其理念与具体论述有机统一。本书的理念是针对“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差，对中国历史作渐趋放大的世界性考察。作者所说的“中国文化中心论”应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因为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研究要纠正“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差还惟恐不及。因为近代以来的境遇，中国古代史认知中的“中国文化中心论”虽然存在，并且是国人虚骄与自卑二元心理的重要资源，但相较而言，实已让位于西方的优越。许先生所谓“中国史学对于中国以外的事物，大多不大注意，甚至于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史实，也往往存而不论。”是放大了假想敌。

　　这只要看一下近年来各个研究领域“交流史”的兴盛就可知一二了。所以就当前的史学界而言，打破“中国中心观”，立足世界看中国，并非理念上的难事，而端赖操作中的突破。史家的功夫应在理念与历史论述的结合，返观本书，在“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以前的部分，虽然有些许论述细节有待商榷，但对史事的精彩论述所在皆是，如西周的创制、南方的早期兴起、日常生活的发展，尤其是笔者所感最为精彩的中古以降中国及东亚、北亚和中亚多个民族往来征战所引发的社会历史变化，足以支撑作者交待给读者的预期愿景。而明清以后的部分则相对贫乏，没有达到前文的效果。

　　中国通史写作的理念与方法

　　由此而来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通史写作中的理念贯彻问题。历史不是历史哲学，作史的理念必须依托具体历史过程的论述来展开方能生效。评价通史优劣，也不仅要看作者标榜的史观，还要看其以史观驾驭史料的能力。通史的写作问题不仅古已有之，更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相伴随。中国现代史学主要由西方舶来，写作体例主要是专题论文和专书，具有严格的客观性要求，强调尊重已有研究，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学术规范，于是，史学内部的专业化逐渐将“史学通才”逼出历史舞台。这就导致通史编著一个最大的困难是：惯于专题攻坚的史家如何写通史。所以，1945年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直言：“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

　　现存认同最为广泛的两部通史是钱穆所著之《国史大纲》和翦伯赞主编之《中国史纲要》。钱著《国史大纲》之成功处，虽然今人多标称“温情与敬意”之说，实则更在于论述过程中不断丰满起来的国史发展大势与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史纲要》由翦伯赞召集当时国内史学界几乎最优秀的一群少壮中国史“专家”合力著成，并由其统稿通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史的框架在当时并非没有，但翦伯赞表现出了作为一位史家的严谨，集众专家之力，以周密的论述体系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观对中国通史的统摄，其价值亦至今不灭。

　　所以，通史的理念固然重要，但其成功并不能由理念自身完成。撰通史者固然不需要逐段考证，但必须注意在细节上尽量利用前沿成果，并以高超的逻辑将其与撰述理念勾连匹配，以使宏观、中观与微观相辅相成。一部好的通史，不仅好在理念，也好在论述，好在细节。如果一部史书，空有理念为先导，内容都是旧识见、论述亦显一般，亦难能使其新理念焕发光彩。

　　称考据文章易作的张荫麟曾慨叹“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而今天可以说又到了张荫麟所感到的“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的时候。但问题在于，这个时代还有可能出现一部好的通史吗？日前已见有评论将许著与《国史大纲》相媲美，甚且言进步者，未免过急。我们倒深望许先生的《万古江河》能引发更多对于如今时代通史写作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