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近年来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就充份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危机。然而，在运动式炒作下的“国学大师”热，要根本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恶习是困难的。

　　人欲横流，师表失节

　　高校教学队伍中的主力军，这批人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也是一批没有学到真东西的一代人，大概是些半吊子的“教授”，什么都是半桶水：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主义化”的一代人，同时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退而言之，他们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要他们走出历史创伤的阴影似乎不可能。其次，教师待遇偏低，在如此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代教师似乎极不乐意成为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似乎不再是学府的职责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培训中心而已。这些年来，高校的人文和纯理论学科明显失势，而那些工商管理成了高教的主体。文化学术思想奄奄一息，文化人的出路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可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自身价值的定位问题，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他们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某教授听说传销赚钱，一时财迷心窍，拉了几个学生加入到自己麾下传销，一下大发横财，而他的学生们只能到处借贷本钱，甚至拉来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传销队伍，结果统统栽下了水；这还不算，事后，这位教授还抱怨学生，断去了他传销的“香火”。直到媒体揭穿了传销的骗局，几个学生才大呼“上当”，但只得自认倒霉。

　　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中国高等学历文凭大规模地贬值，直接损害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也是师生感情及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线。

　　校园绑款族

　　“傍大款”在今天的中国女大学生嘴里，说起来不再那么时髦了。时下全国高校的美女群就是绑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越是校花美女越有可能。

　　“傍大款”也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随着商品狂潮的冲击，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那些能够绑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在今天的校园里，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和男生们所望尘莫及，不再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可以说，绑大款在“校花”中比例很高，绝非所有女学生都绑得上款爷的。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自发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

　　“心太软”的一代学子

　　时下流行“心太软”，到处听见男青年们不死不活地歌喉着，有如无病呻吟。

　　当代男性青年的彷徨与失落、憎恨与妒嫉，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性结构出现失衡，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男生面对爱情风景线，实在是可望不可即。

　　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和玩电子游戏；甚至酗酒，殴斗和赌博；迷恋足球和球星。受到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都急不可待的梦想发财，比尔盖茨是他们仰慕的偶像，也似乎对从政当官缺乏耐心，因中国的官场最耗年华的，等捞到一官半职几乎青春不再。当然，大学生的嫖娼也不是没有的，仅南开大学哲学系就有两名男生因嫖娼被抓获而开除。

　　总体而言，九十年代大学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一个声色贷利的社会里，男生显得格外无奈、辛酸和难熬。

　　校园夜鸳鸯

　　男女生同居，只要不出麻烦，学校一般默许不干涉。当然，大学生集体宿舍还是男女有别，学校依旧是家长式管制模式。对于那些没能力在校外租房子的情侣来说，日子是难过的，黑夜成了他们触摸和性交的唯一要求条件。每个大学几乎都发生过因为在校园公共场合乱交而被开除的学生，这一现象通常是校方最难以容忍的，意味着不给学校领导和集体的面子。

　　相对而言，那些地方院校管理森严，完全采取修道院式的管制手段。而象北京高校和其他名牌大学，情况要好得多。虽然一般不给男生进入女生宿舍，但女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通常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只要到了傍晚，女生宿舍门口和窗下总有抱柱守信和风雨无阻的“夜君子”，给大学园增添了一大迷人的夜景，还有夜幕里那看不见的“战线”，也是一大奇观。

　　中国是否对高等院校实行性解禁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性问题在高校里已成了一个非面对不可的严重事实，也包括婚姻法中规定的婚龄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宪法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出校方的独立制度的违宪性：如果年满十八岁是法定的正式公民的话，他或她就得履行社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譬如被判处死刑的年龄限度〕，这意味着公民选择配偶和情侣的自主权利。也就是说，大学生通常可以恋爱、性交、生育和结婚等正当权利。而中国传统观念和社会法制，把未婚同居统统视为一种伤风败俗越轨的、非法的行为。

　　随着中国青年一代的生理发育，和性行为的普遍白热化，任凭社会、法律、学校对它的排斥和限制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它只能给大学生们带来更多身心的创伤和压力，毕竟孤独无助的手淫是压抑的，对青年的身心健康明显不利，以致带来更多的暴力犯罪和精神心理病例的增加；其次，偷偷摸摸地紧张性交，显然不符合卫生和避孕的要求，只能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怀孕和人流、以及感染性病的危险，对社会对女性都是实质性的痛苦和灾难，也是各高校不断发生学生自杀的根本要素。政府和学校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和无动于衷，“大学生守则”还是铁板一块。

　　校园寄生虫

　　中国高等学府是闲置人员最多的地方，管理上却紊乱不堪，人浮于事，同时破坏教学的正常秩序。闲杂人员的过甚和机构的臃肿，给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带来雪上加霜的困境，使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下降，缺少的经费只能由在校学生来分担，高校经费不足，各个院校都在国家教委下达的招生指标外，多招收自费生来补充经费。也有一些高校靠招收自费生大开财源，改善教师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本来，高校教改应该放在清理闲置的机构与人员上，如今高校反而成了寄生虫的风水宝地。

　　高校的行政和后勤制度还是保持大锅饭的老套子，谈不上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全国没一所高校有块像样的草坪或清洁的厕所。与此同时，这些闲杂人员占据了学校公共设施和财物，尤其行政人员通常都是院校的“关系户”，凡事先入为主，疯狂地掠夺教师与学生福利待遇。更严重的是，大学园里复杂恶劣的人事关系与他们密不可分，一名普通教师绝对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行政人员。在情理上说，学生是学校真正的主人，然而他们却是最受歧视和虐待的对象，见了谁都得毕恭毕敬，即使食堂的师傅或者看门的大爷，几乎无一得罪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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