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杨福家来到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对这位先后担任中国复旦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两所国际名校的校长本报曾经做过报道。

　　记者见到的杨先生，略显清瘦，步履轻快，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谈起在国外名校当校长的感觉他说“很好”，对国内的教育，杨先生自然也有他的看法。

　　应试教育无法培养创新人才

　　中国传统的基础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比较系统地给学生以知识。杨先生说：“遗憾的是，大部分的基础教育，过多地注重了传授知识。学生真正要掌握知识，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这些过程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间是比较欠缺的。”

　　杨先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在于应试教育，这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世纪难题。很多学生依然为考试所苦恼。这样培养出的学生肯定没有创造性，因为创造性是建立在一种好奇心、一种兴趣之上的，而现在很多的学生都是受家长、教师的重重压力在那里被动地学习。

　　高中不应分文理科，大学应该是大观园

　　杨福家先生把大学的头两年(至少两年)也放在基础教育的范围。“刚刚进去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学生领到一个小胡同里面，而是应该让他在一个大观园里面自由浏览一下子，然后去逐步地看自己应该在哪方面有所发现、有所贡献。所以教育的过程是学生自我寻找的过程。”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是哈佛大学有两个同班同学非常要好，都是主修物理的，都非常聪明。其中一个同学对另一个说，你在高能物理方面比我强得多，你专门搞物理吧，我去搞生物学。结果他的同学1979年拿到高能物理的诺贝尔奖。他自己过了一年，拿了生物的诺贝尔奖。

　　我们的大学对于这些刚刚入学的新生来说并不是一个大观园，因为他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已经给他们分配好了。你可能未来就只能走这样一条路，两年前，他看复旦的新生名册时，发现这些高中生被分到46个院系，上海交大更多，57个，而北大有59个。而像耶鲁、哈佛这些已经三百多年历史的名校，他们这些学生进去后不分什么院系的，就在大观园里面游来游去。

　　杨福家先生更反对高中就分成文科理科，他认为，文理本身就是相通的，如果有可能，还是让学生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这样更有好处。

　　学生的头脑不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

　　杨福家先生认为，怎么使得学生成为创新者，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杨先生曾经给600个教师作报告，问他们知不知道勾股定理？他们说都知道；问有谁还知道与之相关的费马大定理？举手的有十个人；再问他们在教勾股定理的时候，有没有向学生讲还有一个费马大定理？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杨先生因此很有感慨地说，教师的责任是让学生了解问题。

　　杨先生非常赞赏复旦校训上的两句话：“不学而不知，屈问而静思。”什么叫“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如果一个学生能够懂得怎么去问问题，懂得怎么自己去掌握知识，就等于给了他一把钥匙，他自己能够去开各式各样的门了。

　　在英国，给杨先生感受最深的是教学的个体化。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每一个学生一进大学都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要对他四年负责。杨福家先生曾经碰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导师，尽管带过166个学生，却对每个学生都非常熟悉。在四张板子上贴满了学生的照片，每张板上贴40张照片。随便点一个人，他马上就能够讲出这个人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母亲是干什么的。

　　好学校会给你一个好氛围

　　杨福家先生并不讳言自己小的时候其实是很捣蛋的，家长也很头疼。在初中的时候，曾经被勒令退学。但非常幸运的是他进了一个气氛很好的中学，这个中学给了他人生观的教育。起初他的数学是考不及格的，但整整一个暑假他把精力花在了一千多道数学题上。一千多道题目做下来，数学再也不怕了，而且培养了非常强的逻辑观念。包括英语，他从小学就学英语，学来学去总学不好，但当老师让他感到英语非常有趣，学习劲头就来了。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

　　杨福家先生认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应当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他应该有非常坚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有比较深的感情；第二他应该能够艰苦奋斗，不管物质文明到什么程度;第三他要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要经得起失败，这就要求他要有广博的知识，可以应对变化。文/周春林张颖

　　11月20日晚上7点半，中央台科教频道《当代教育》节目将播出“21世纪教育论坛”之杨福家访谈。

　　杨福家，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原籍浙江镇海，1936年出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2001年初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诺丁汉大学在公布杨福家先生担任该校新世纪第一位校长的新闻时用了这样的标题：“诺丁汉推举出一位国际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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