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端) 编者按 中国正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翻译做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桥梁也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出版的译著均在千部以上。与此同时，翻译图书的质量问题也年复一年地困扰着每一位读书人。本刊今天刊登的李景端先生的来稿就向我们揭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本期起，我们将以“构建与世界的通道”为题就译著质量问题进行系列报道。我们也欢迎翻译界、出版界乃至全社会每一位关心文化建设的人们踊跃来稿，就翻译的现状与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外文学的翻译已经越来越广泛和频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仅以我国内地出版的外国文学读物为例，1949年至1979年期间，平均每年出书约172种，若除去“文革”这10年不计，每年也不过258种。1980年至1986年期间，每年出书增为657种，到1988年超过1000种。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后，出书种数一度有所下降，而近几年又明显上升，现每年都维持在千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翻译读物品种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翻译质量的相应提高，相反，在人文社科类某些领域，例如文学翻译，却呈现出翻译质量混乱、下降甚至粗制滥造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对原文似懂非懂，不去查证考据，导致译文出现情理和逻辑矛盾

　　由任晓晋等人译的《海明威》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乍看文笔还不错，可是一对原文，误译真不少。例如，译文说：“他母亲去世36年之后，海明威又想起了那次历险奇遇，并试图写一部小说。”按：海明威母亲死于1951年，10年后海自杀身亡，怎么可能还会在母亲死后36年试图写小说？其实原著是讲在那次历险奇遇之后36年他母亲去世了。又如，译文说：“1944年在伦敦，他(指海明威)竟然向马塞利娜(海之姐)大打出手。”人们不禁会问，海明威何以粗鲁到对姐姐“大打出手”？一查原文，原来是“猛烈抨击”而非动手打人。原文中的“p op”一词是“老爹”之意，竟来个音译“波普”，又不加注释，令人莫名其妙。类似误译不胜枚举。(参见杨恒达：《翻译是一项不容轻慢的伟大的工程》)

　　无视上下文特定环境，望文生义

　　英语往往一词多义，有时还用俚语，这样，要了解此处该词的含义，就必须联系上下文的环境及对话来判断。而有的译者恰恰不肯在这一点上下工夫，简单地照字面“套译”而造成错误。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名著《宠儿》现有的中译本，就明显存在这个问题。以潘岳、雷格的译本为例(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p a ss a ir”，上下文是讲小女儿吃饱奶后，躺在腿上会打嗝，译文竟把“打嗝”译成“放屁”。(参见樊培绪：《文学翻译不能望文生义》)

　　对专业不熟悉，轻率隔行翻译，造成专业知识及术语的误译

　　这种现象在社科及科普译作中较多见。有些人以为，只要懂点外语，加上一部词典，就什么书都能译。殊不知，“隔行如隔山”，非专业人员硬译出来的专业书，难免会出许多“洋相”。专业术语的译法，有它特定的规则，有些还要沿用约定俗成的公认译法，一旦错译，意思全变了。据报载，《科学家的辩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不赖的选本，糟糕的翻译”，译者“显得既不懂科学，又没有文化，头一段就把形容词尾也算上人名，就像把黎曼几何译成黎曼尼安几何一样”，“把地名布卢姆斯伯里当成人名”，把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译成“拉瑟福德”，等等。(参见胡作玄：《不赖的选本，糟糕的翻译——评〈科学家的辩白〉》)。

　　借口“编译”、“缩写”、“节译”、“译述”，加油添醋，任意篡改原文

　　近年来，有些人以“编译”、“缩写”、“节译”、“译述”为借口，加油添醋，任意篡改原文。目前报刊上的外国纪实作品，以及不少外国文学名著，都有所谓编译本、缩写本。这一来，说它错译，他说其中有我“编”的；说它跳译，他说我本来就是“节译”；说它杜撰，他又说我有“译”的来源。总之，这类“译作”的质量更难考核。我们并不一概反对节译、缩写，外国也有由名家摘编的很成功的名著节写本。问题在于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不少缩写、节译本，译者的水分太多了。有一套所谓诺贝尔文学奖名著的缩写本，其中一位作家的“名著”，竟是他几本不同作品节译拼成的。更离奇的是，80年代出现过故意以洋人人名、地名出现的、编造的“翻译小说”，而近年又出现以译作《裸露的天使》，改头换面，冒充学术著作《垮掉的一代》的怪事。把神圣的翻译，竟糟蹋到这种地步了。特别要指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未经授权，对他人作品进行所谓编译、缩写、节译等等，都是侵权行为。严重歪曲原文和任意增删，在法律上也是侵权。一味侵权，迟早要受惩罚。

　　抄袭剽窃、粗制滥造

　　这种行为，既侵害作者译者权利，又骗读者，最为恶劣，是精神消费中的伪劣、假冒产品。1998年，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仅向6家出版社核查，就查出可以确认是抄袭剽窃的“译作”23种。其中有：黄甲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茶花女》、《上尉的女儿》，蒋思宇的《包法利夫人》，熊希伟的《孤独散步者的遐思》，骆继光、温晓红的《拜伦诗选》，臧伯松的《红与黑》，长江的《悲惨世界》，丘林的《十日谈》，梁虹的《呼啸山庄》，苗国强的《母与子》，肖华的《一千零一夜》等等。其中黄甲年第一次抄袭被翻译家杨武能逮住后，曾写过这样的“检讨”：“本人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所出之译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中，……不自觉地犯了抄袭别人作品的恶劣后果，……表达我衷心的检讨和悔过。”谁知“检讨”墨迹未干，此人竟又抛出“新译”《茶花女》、《上尉的女儿》。如此“精通”德、法、俄三国文字的“翻译家”，原来竟是一个十足的文抄公，难怪杨武能公开撰文《我不再宽容》予以严厉谴责。多年来文坛与出版界，抄袭剽窃侵权之风屡禁不止，不仅破坏了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对翻译读物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损害，使读者失去了信任，导致翻译书发行的萎缩。有鉴于此，近日译林出版社与翻译

　　家黄源深，已就《简爱》一书被张超抄袭一事，向法院起诉出版该抄袭本的内蒙古远方出版社，相信一切抄袭侵权者，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惩戒。

　　此外，只顾商业炒作，不顾原文真义，对书名胡乱翻译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不一一赘述了。

　　翻译读物的质量问题，一方面是有些译者翻译态度极不严肃，不重视译德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一些出版社疏于质量把关，有的甚至参与粗制滥造。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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