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110”报警，有人撕了他的书

　　-没有文凭没有学位，人们却叫他“张博士”

　　-住过猪圈，厕所，就是想学习做大事

　　-是太爱学习，还是过于偏执

　　“张博士”近50岁了，但他仍是孤身一人，一贫如洗。他已经在四川大学做旁听生17年了，但仍是没有半纸文凭。他没有生活来源，吃饭穿衣主要是靠他人接济，但是“张博士”宁肯在川大操场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破屋里读书，也不愿意到外边去靠体力打工，他要做的工作只能是他所谓的“不平凡”的两样工作——数学研究员和俄语翻译。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记者决定采访他。

　　-有一线学习机会

　　　也不放过

　　到了成都，记者就马不停蹄地来到四川大学，看到了在成都传奇式的人物“张博士”。他住在川大足球场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记者到时，他正从他的晾衣架——小屋旁边的一棵大树的树枝上取下他的衣服。“张博士”听说是北京来的记者很热情，但小屋实在没法容下两个人的地方，所以记者提出到川大的教室里进行采访。

　　随即采访进入正题，“张博士”和记者聊了他求学的经历：“我本来不姓张，我的本名叫王忠厚。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但却生在了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由于我是学校里唯一的‘白专分子’，1 4岁我就被勒令退学。随后，我被押进了重庆的一家木材厂专门生产棺材。但是我不甘心，哪怕是做旁听生，我也要学习下去。”

　　“我做旁听生的经历很长，求学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做过旁听生，做了旁听生以后，我就没有再要厂里的一分钱，和他们没有关系，但由于我的档案还在厂里，原单位的人认为我是在上班时间到学校听课，跑到学校里来说我的坏话，说我是疯子、神经病。这样一来，我就被学校赶了出来，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可是就算是上班，我也把要学的书拆开，一页一页地放在口袋里，偷着学。但是这不能满足我学习的欲望，后来我就不再上班。1985年9月经过在四川大学念大四的重庆老乡，辗转来到了四川大学，改名张跃川，成为一名数学系的旁听生，旁听所有数学本科课程。那年我3 2岁。不过这17年中，我只交过第一年的旁听费200元。后来教务处的人也知道了我，就公开对我说：‘你的事情我们不管了，你想上多久就多久。’由于没有交旁听费，我就成为了没有旁听资格的旁听生。”

　　-只做不平凡的工作

　　“开始做旁听生的7年，我学完了数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也很想找个工作。但是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安排工作也要有文凭、学位，这两样我都没有，我又只想做数学研究员，所以也就不找工作了。所以我放弃了我的第一理想做数学研究员，转向我的第二理想，当俄语翻译。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学习外语还是可以耐住干扰的，我从小学的也是俄语，现在人们都在学英语，又都有文凭，我想我做俄语翻译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我也很喜欢俄语，非常崇拜列宁。所以我就主攻俄语。现在我的俄语水平和大四学生差不多。”

　　廖恩德是“张博士”的俄语老师，他是在1999年看到报道之后找到他义务教他俄语的。他向记者介绍了“张博士”到俄罗斯做农业翻译的情况：“我本身就是学俄语的，也多次到俄罗斯做农业翻译。我在省农牧厅认识一些人，和他们讲了‘张博士’的情况，他们也测试了他的俄语水平，也表示愿意用他，让他加入到省派到俄罗斯做农业翻译的队伍中。现在就是办护照有些困难，不过到俄罗斯还是有可行性。虽然人应该是适者生存，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张博士’他就这么想，谁也没办法。”

　　-受人接济

　　　也不干体力活

　　看着眼前穿着破衣旧袜的“张博士”，记者问他在四川大学做旁听生的17年，住过猪圈，住过厕所，衣食住行还要受人接济，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

　　“张博士”对记者说：“我觉得当这17年的旁听生比过去干那些体力活要有意义多了，因为从事体力活什么知识也学不到，干体力活也无法弥补我年幼失学的创伤。虽然这17年的经历坎坷，但自己还是在不断地踏平坎坷，不断前进。尽管我没有文凭、学位，但我觉得我没有白学，用一句四川话说：‘知识学到身上，贼都偷不走。’我是在充实我精神上的东西，创造自己的精神财富。而在物质上，我能活命就行了。精神上的东西比物质上的更重要。”

　　“当时做旁听生的时候我也认为自己还是下贱，觉得自己是旁听生，是靠边站的，低人一等。后来想到下贱是虚伪的，学到知识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实在的。不过当时旁听的时候，学生们并没有歧视我，还是很尊敬我的。教我的老师对我也很好，他们不嫌弃我年龄很大才开始学，有空的时候，老师也会叫我回答一些问题，看看我的水平怎么样。我就改变了这种心理。这17年中，有人要把我的书、衣物堆积起来烧掉，打110让警察抓我走，我也还是要继续学习。现在我更加坚定，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也不会屈服。再说了，尽管打了那么多次110，警察一次也没来过。”

　　黎文德大夫是“张博士”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从报纸上得知了“张博士”这样一个人的。他对记者说：“我看了报道之后，很同情他。因为我是搞中医的，所以我就找到他问他想不想学针灸、按摩。我从2000年开始教他，让他学处方，来看病的人也很同情他，有的病人还让他按摩，赚点钱。虽然我们很同情他，但也觉得他有些钻牛角尖。学了知识，就要与实践相结合，要学以致用。现在他的学习方法就有些不太现实，学了这么多，就只会照本宣科。”

　　-我并不想出名

　　“‘张博士’这个称呼是学生开玩笑叫出来的，后来越喊越大，后来媒体报道也这么叫，就定了型了。出名后，在求学中就不再有人能轻易地将我学习的机会毁掉了。但是我并不想出名。刚开始当旁听生的时候，我还有几百块钱。花光了以后，毕业班的学生也会送我一些饭票，送来以后我就能吃很久。饭厅变成打卡以后，我在学生食堂里干过一阵子，管我两顿饭。另外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学生们也会送我一些肥皂头、牙膏头等基本生活用品。剩下的只有理发要我自己解决，一般我捡点废报纸，卖了就够理发了。我很感激好心人对我雪中送炭，我心想学出来以后一定报答他们。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去俄罗斯做翻译，我也不会找其他的工作，只能继续学习下去，靠接受别人的接济过日。如果学校不容我，我就只好流浪街头。就算流浪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学习下去。”

　　“有人对我有看法，说我是疯子、神经病，但是我始终不投降。我找的工作一定能够对学习起促进作用，不会干体力活等对学习起反作用的工作。我情愿受人接济，也不愿意做那些平凡的工作。我认为只有做研究员和翻译才是不平凡的工作。我的不平凡论就是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从事翻译，不断前进，提高水平。”

　　-有时想法很幼稚

　　有人说“张博士”没有社会经验，连WTO、北京申奥成功他都不知道，记者问他是不是太脱离社会了，他说：“我怎么能知道英文单词呢？更别提WTO是缩写。我又不是运动员，又不想参加奥运会，我当然不知道申奥的事了。我也没那份精力，那个时间。这些你说了，我才知道有这些说法。但我还是不了解，我认为那些与我无关，了解它也没必要。”

　　当记者问到，如果你去当翻译需要翻译有关话题却不了解该怎么办的时候，“张博士”说：“我想做的是农业翻译，因为没有农业任何人也没法活。我想先给农民做翻译，然后再给农技师做翻译。现在重庆市农牧厅正在帮我办手续到俄罗斯做农业翻译，他们已经测试过了我的俄语的读、听、说。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人为我写一份推荐信，但再困难，我也要办，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现在我正在联系重庆老家出示一份证明，虽然很复杂，但却是可行的办法。我最终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农业翻译家，如果我到了俄罗斯，我想一两年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五六年以后就可以成为出色的农业翻译家。因为我确信我有做俄语翻译的天赋，一次在喀秋莎大酒店，有人还以为我是俄罗斯人呢。”

　　-当不了翻译就学到死

　　记者问“张博士”为什么不找一份工作，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我认为的不幸福是不能为自己的理想战斗下去，成立一个小家庭并不是幸福，而是懦夫的思想意识。我认为我是对得起自己死去的父母的，因为他们就要我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平凡人。等到我老了，就路死路埋，沟死沟埋。”

　　在四川大学，记者也走访了一些老师和学生。有一位老师认为：“现在我国的教育已经逐步进入市场，后勤也社会化了。我们虽然有老师同情他，为他施教一两次，但是不可能总是免费旁听。七八年前，他可能旁听多一些，但他现在总的来说是在自学，有时他自己就把自学和旁听混淆起来了。他在旁听生中算是比较另类的，我们学校的人就保持低调，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们学校编外的人，和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会轰他，对他也不多加干预，给他一个宽容、自然的环境。我们对他的印象都很模糊，每天上班、上学经过操场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人。我们也曾经做过简单的调查，他给人就是一种时隐时现的感觉。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步入多元化，想学习，取得文凭，其实有很多途径，像上电大、高自考，这些学习的大门都是向他敞开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一棵树上吊死。”也有一位同学说：“虽然他努力学习的精神很可敬，但是我不能理解现在还有这么不现实的人。听说他只当研究员和翻译，简直就是有些迂腐了。”

　　-是太执着还是偏执

　　“张博士”在成都很有名，大家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对他执着学习的精神也很感动，但是大多数人们也都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故事，有些人甚至怀疑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一位记者朋友也对记者说：“我曾经采访过‘张博士’，觉得他很可怜。但是后来我觉得他的想法太偏执了，甚至就是以学习为职业。这样就过了。”这正说明了“张博士”这个人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当然，每个同情他、被他感动的人都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本报特派记者鲁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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